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汉冶萍民族主义话语的二重性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在西方殖民者咄咄逼人的气焰下诞生，又在民族危机的催逼和舆论的鼓动下深入人心并日益高涨，支配了其时的人心和话语。对中国近代任何重要领域的研究，都不可能绕过民族主义的渗透和表述，而民族主义话语就是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载体。

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话语，首先是一种价值理性、一种内在价值关怀。这种价值理性和价值关怀，与维护自我民族的利益、谋求民族的独立和强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此而呈现出民族主义情感、民族主义情怀以及民族主义的价值追求。但是，民族主义话语又有工具理性的一面。在民族主义炽热话语下，往往掩盖着对利益的追求和争夺。当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发生冲突，如何取舍，更成为一个充满吊诡的议题。这些复杂的历史内容，在汉冶萍民族主义话语中有丰富的体现。

创办于光绪十六年（1890）的汉阳铁厂，以及由汉阳铁厂延伸发展而来的汉冶萍公司①，是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的标杆。民国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关于汉冶萍公司的研究主要采取经济史、中日外交史的视角。近十多年，汉冶萍公司的研究逐渐扩展到制度史、公司史、政治史、技术史等领域，显示了研究视野的扩张。然而，几乎没有研究者注意到，“经济”的汉冶萍、“公司”的汉冶萍，同样具有思想史研究的空间。正如福柯所说：“思想存在于话语的体系和结构之上。它经常被隐藏起来了，但却为日常的行为提供了动力。甚至在最愚蠢的制度中也存在着思想，甚至在沉默的行为中也存在着思想。”②汉冶萍公司的民族主义话语就是一个缺乏关注却又异常重要的思想史研究领域。所谓“汉冶萍民族主义话语”，是以汉冶萍为中心的一整套民族主义话语体系，其间的言说者，既包括汉冶萍经营者，也包括社会其他阶层。这些话语是解剖汉冶萍公司历史进程的思想文化背景的重要切入点，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复杂性的一个范本。

一、民族的汉冶萍、国家的汉冶萍

19 世纪末，洋务企业渐次开办，煤、铁所需日繁，而中土所产多不合用。为此，中国购用外洋钢铁每岁需银不下百余万，外耗甚巨，由是形成中国近代企业严重依赖国外煤铁资源的格局。若闭关绝市，洋煤不来，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困，已成轮船也将因无煤而寸步不行。洋务大吏深以为虑。李鸿章与同僚通信，指出：“中国若不开采铁矿，讲求炼铁、炼钢之法，则无论何等新式俱描绘不出。”①故屡屡上疏，呼吁自办煤铁，无庸向外洋购运。张之洞与李鸿章同调，其《筹议海防要策折》称“外洋富强，全资煤铁。我中国煤铁之富，远驾四洲。如谋制船炮，取资重洋，以银易铁，何所底止”②。因此，以西法采炼煤铁自倡议之始，便被表述为富国强兵之计，饱含独立自强、开利源塞漏卮的民族主义热望。

汉阳铁厂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语境下诞生。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以粤销洋铁为数不少，漏卮宜杜，策划在粤省设炼铁厂，后因修造铁路调署湖广，移厂就鄂，筹办汉阳铁厂。此举得到高层积极支持。光绪十六年正月初四日，奕譞、奕劻、曾纪泽致电张之洞：“今日之轨，他日之械，皆本乎此。宏论硕画，自底于成……总以将来军旅之事无一仰给于人为断。虽不必即有其效，万不可竟无其志。”③光绪十六年正月初七日张之洞回复：“军旅之事无一仰给于人，远略宏谟，曷胜敬佩。”同时报告：“近日访知湘煤、湘铁甚多，黔铁、鄂铁亦不少，皆通水运。”④正月十三日，醇、庆、泽复电：“来电煤铁有恃，欣慰难名。此举为强弱转机，旁观疑信由他，当局经营在我。纵使志大成迂，犹愈中道自画，况非无米炊乎？执事好为之，吾侪第观成耳。开采见效，祈早示知为盼。”⑤其欢欣鼓舞、期盼必成之心情溢于言表。三年后，张之洞追溯光绪十六年正月海军衙门的来电，称“‘总以无一仰给于人为断’一语，坚定恳切，洵为不刊之论。若仅云‘杜塞漏卮’，犹其浅焉者矣”⑥。故汉阳铁厂之创办，一开始就立足于“军旅之事无一仰给于人”的国家自立思想，在这一点上，从高层醇、庆、泽到张之洞皆为同调。

发生于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如同霹雳，给中国以巨大的震慑。中国败于“蕞尔小国”日本的严酷现实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辽东与台湾的割让，令这一时期朝野上下的危机感达到极点。《湖南时务学堂缘起》曰：“今日之事岌岌哉，一蹶再蹶，输币割地，刳肉饲虎，身肉有尽，而虎欲无厌，他日之患害，其十倍于今日者，且日出而未有已也。”⑦言语之中充满焦虑与紧迫感。急欲民族自强自立，急欲争胜欧西日本，“使列国仰我之鼻息”⑧，成为甲午战后国人最迫切的心理和愿望。在此之际，于甲午战争前夕开工的汉阳铁厂进入人们视线。

汉阳铁厂的崛起，以宏伟的景观为西人所瞩目。《中国十大矿厂调查记》记美国领事的观后感言：“登高下瞻，使人胆裂，斯奚翅美国制造之乡耶；烟囱凸起，矗立云霄；屋脊纵横，密于鳞甲；化铁炉之雄杰，碾轨床之森列，汽声隆隆，锤声丁丁，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中国二十世纪之雄厂耶！观夫此，即知研究西学之华人，其惨淡经营，才略不在西人下也。”⑨美国驻汉口领事查尔德也称赞道：“这企业是迄今为止，中国以制造武器、钢轨、机器为目的的最进步的运动，因为这个工厂是完善无疵的，而且规模宏大，所以就是走马看花地参观一下，也要几个钟头。”⑩

西人的上述观察和感慨或有夸张之嫌，但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大地上出现如此规模和气势的钢铁工厂，确实引发了西方世界的担心和紧张。英国《财政报》引《太晤士报》之论曰：“汉厂之兴系中国真醒之确据，其运铁远售于美洲，为中国工战第一炮弹，世界之以工立国者，宜奔集于一帜之下拒此公敌。”①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初十，李维格致函盛宣怀：“近彭脱寄来英国煤铁省分报章，致视汉阳铁厂为黄祸西渐，大声疾呼。”②李维格所说的报道即西人文章《论汉阳铁厂装运钢铁出口将为欧美二洲实在之中国黄祸》。文章说：“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证诸领事之报告，吾人预知其不可量矣。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其关系非同毫发，英美当道，幸勿以么麽幺视之。……呜呼！中国醒矣，此种之黄祸，较之强兵劲旅，蹂躏老羸之军队，尤可虑也。”③自西人强势进入中国，西人的工业、军事、商业皆为国人所仰视，自惭形秽，以为不可企及。汉阳铁厂令西人刮目相看，极大地刺激与鼓舞了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在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思潮中，汉冶萍的经营者也将自己的事业置于民族主义范畴中加以定位并设置远景目标。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之洞在《查覆煤铁枪炮各节并通盘筹画折》中向朝廷报告：“上年五月鄂厂出铁之日，上海洋报馆即日刊发传单，发电通知各国。盖地球东半面，亚洲之印度、南洋、东洋诸国均无铁厂，止中国所创铁厂一处。”④又称湖北铁厂“创地球东半面未有之局”⑤。盛宣怀也说，“汉冶萍为东方杰出之一事，震动欧亚”⑥。他为汉冶萍构设的目标，是“屹然与日厂并峙不朽”⑦，“与克虏伯新钢厂相颉颃”⑧，其产品“溢出外洋，与欧美争胜”⑨。

王锡绶在汉冶萍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上说：“西人称嘉南奇为钢铁大王，安见我国前途不再有钢铁大王继起乎？”⑩杨学沂向股东演讲：“成就中国独一无二之实业，使西国钢铁托拉斯知东方骤然出一个劲敌。”⑪李维格致盛宣怀说帖，以建成“东方之克虏伯、卡乃基”，“与洋厂争胜”⑫为汉冶萍的目标。光绪三十四年，汉阳铁厂的产品得到广泛赞誉，他满怀信心地宣布：“汉厂新轨，愿与英、法、德钢轨一较，孰为佳胜？”⑬在汉口商会的演讲中，他更慷慨激昂地说：“曩则海军失败，今则商务失败，外人方谓吾中国妙手空空，无一足与抗敌”，“列强商品五光十色，捆载而来，以炫耀于我商市，使我之金钱日益外耗”，“我则室如悬磬，朽败杂陈，不值外人一顾，欲与之角雌雄，将持何物以争耶”，“今日汉、冶、萍三大业，即中国挽回利权、抵制洋货之根本也。外人视线眈眈环注，大有寝不安席之态”。在讲稿的末尾，他动员汉口商业界“助力翻东半球阛茸之旧局，作西半球灿烂之奇观，群策群力，齐向煤铁世界展动地惊天之事业”⑭。他们的说辞和号召，无不赋予汉冶萍抗衡欧西、称雄亚洲的民族主义价值。

光绪二十二年（1896），户部在《复奏湖北铁厂招商承办折》中称：“湖北铁政一厂，为中国制造之权舆，亦为外人观听之所系。”⑮此论断将汉阳铁厂定位为“中国制造之母”与国家形象代表，赋予汉阳铁厂与国家、民族紧密相连的符号意义。1915 年美国传教士主办的《尚贤堂纪事》载文称：“盖汉冶萍厂矿问题非少数股东之问题，乃中华民国盛衰强弱之大问题也。”⑯因此，在晚清与民初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汉冶萍被赋予的政治意义要超过它的经济意义。汉冶萍的运数，不仅关系一厂一矿之成败，更关系强弱转机、国家兴衰，负载不可出卖的国家和民族尊严。因此，民初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消息透漏后，国人视盛宣怀为全国“公敌”，声言欲“食尔肉、寝尔皮、驱尔奸奴于中华民国之外”①。1915 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包含合办汉冶萍的“二十一条”，国人纷纷“誓死力争，悬为国耻”，并称“汉冶萍公司之行径，直反动与卖国耳”，呼吁“宜将其负责人员明正典刑，收其财产以为卖国者戒”②。

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在赋予汉冶萍重大的政治、文化符号意义的同时，也赋予汉冶萍经营者以民族主义的价值理性。汉阳铁厂的创办和经营，是中国传统社会前所未有的事业，从购买设备、聘选局员、确立厂址、筹措资金，到铁矿与燃料的供给保障，每一环节都需要大气力，都要付出极为艰辛的努力。与此同时，汉阳铁厂的建设被“众论觝排”的形势所包裹。朝廷高层或担心年年需款，沿以为常；或认为即便炼成钢铁，也无大用，动生掣肘。朝野上下“凡有关西法时务之举，或则墨守旧法，以为不必办，或则言之甚易，视为不烦巨款而办，不需多日而成”③。从政绩来考量，炼铁制轨“费钜工艰”，“既非旦夕所能程功，又非群力不能支拄”④。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之洞和盛宣怀经办汉阳铁厂，不能不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光绪二十一年，张之洞上奏朝廷，以“茫无涯涘”⑤四字表述开办汉阳铁厂的感受。这是一个生养于传统文化、传统经济土壤和传统行政事务中的官员面对现代工业建设时的真实心情。这种困窘和艰难，屡见于他的奏折和电函。光绪十八年（1892），张之洞在《铁厂添购机器请拨借经费折》中说：“惟此等创办大举，并无成式可循，事理既极精微，情形亦与外洋多异，随时变通补救，续添料件，续增用款，实有意料所不及，思虑所难周，万不能省必须购办者。”⑥光绪十九年（1893），苦为煤铁诸事所累的张之洞在《预筹铁厂成本折》中感叹，“此项工程之艰巨，实为罕有。机器之笨重，名目之繁多，随地异宜，随时增补，洋匠亦不能预计；而起卸之艰难，筑基之劳费，炉座之高大，布置、联贯各机之精密，凿矿、修路、开煤、炼钢之纷歧”，“无一省便之事”，“尤非他项机器局可比”⑦。光绪二十二年，张之洞在《铁厂招商承办议定章程折并清单》中回顾六年的经历说：“开办以来，巨细万端，而皆非经见，事机屡变，而意计难周，经营积年，心力交困。”⑧后人往往批评张之洞在汉阳铁厂的选址、进口高炉类型以及铁厂的管理体制上的种种错误，而鲜于理解他所身处的“巨细万端，而皆非经见”、“并无成式可循”、“情形亦与外洋多异”、“事非素习，处处因外行吃亏”⑨的困境。光绪二十八年（1902），汉阳铁厂万分艰难之时，盛春颐致函盛宣怀说：“南皮于此中艰苦，久已备尝。”⑩光绪三十四年，日本《支那经济报告书》评论道：“经营需要特别知识与经验之制铁业，在没有人才之清国，实属特别困难之事，张之洞一度深陷逆境。⑪”此皆为深谙张之洞艰辛历程之言。

光绪二十二年，盛宣怀在“洋股既不可招集，华商又视为畏途”⑫的情况下接手汉阳铁厂，他一度希望“借洋债而欲杜强宾喧主之谋，招华股而欲祛李代桃僵之弊”，十年而利见，三十年债清，但其中困难，远远超出他最初的估计，“人第羡为阔大差使而莫知其艰危境界也”⑬。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致函张之洞说：“厂事自奉诿，已历十年，因煤焦不足恃，乃从事萍矿，因旧机多作辍，乃添购新炉，端绪万千，悉相联贯，艰险情状，笔难罄书。”⑭次月，他在奏折中描述经营汉阳铁厂的种种艰难：“煤焦种种纡远，机炉刻刻停修，轨价处处亏蚀，贷息年年递增，外状颠危，内容煎迫，官商望而却步，道路闻之寒心。”⑮光绪三十四年，李维格在汉口商会演说，也叙述自己的感受：“汉阳铁厂为东亚空前之伟业，然溯其创立之艰危，局中人痛定思痛，虽今日效果已见，而犹谈虎色变也。”⑯

正因艰危如此，盛宣怀的心腹好友，屡屡劝他脱手汉冶萍。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之初，郑观应曾多次劝阻，并建议必须兼办铁路银行方可接手，“否则宜脱害”①。光绪二十八年，资金告竭，借款难成。盛春颐提议将铁厂归并铁路公司，萍矿则顺势斩然不问。他说：“殊不知留铁厂一日，即增叔父一日之累，亏多盈少，众论佥同。所虑叔父无此巨资长填漏壑，趁此时外观者尚不知其中底蕴，败絮未穿，及早归并，尚可补救万一。”②盛宣怀的得力干将李维格也曾提议将汉冶萍还归官办，并苦劝盛宣怀“千万不可游移”，“早一日摆脱即一日之幸也”③。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之洞奉旨筹办江南制造局移建新厂事宜，拟设厂湘东，张赞宸、宗得福、杨学沂等向盛宣怀提议“枪炮厂如果设萍，不如将汉冶萍趁势推出，脱此重累”④。

然而，尽管艰辛备至、挣扎煎熬，甚至动过彻底放手的念头，从张之洞到盛宣怀、李维格仍然坚守下来。他们砍开荆棘、杀出血路，并非全然是受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驱使，鞭策他们的，还有一种民族主义的价值理性，这种价值理性，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可以化为拼搏、坚韧、担当、自立自强的精神力量。

张之洞于筹备之初便以“愚公移山”、“有志竟成”作自我期许。他自述汉阳铁厂之建设“事事艰难，夙夜焦急，不可名状。惟以此事为自强大计所关”，“不敢不身任其难”，“断不敢因工巨款绌，中途停废，以致创举无效，贻讥外国”⑤。盛宣怀表白接手汉阳铁厂的心迹说：“我辈知其不可为而为，无非愿以一身开风气之先”⑥，纵使身处“谗疑交撼之秋，仍持坚忍卓绝之概，诚以钢铁世界，关系富强大计，收效虽迟，此心不懈”⑦。虽然盛宣怀多有自夸之词，不必全信，但他为汉冶萍的发展克服重重艰难，确实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寄托了极大抱负，其处理汉冶萍事务的上千封电文信函，事无巨细，可谓明证。

被盛宣怀称为志气才华均第一流的李维格亦备尝汉阳铁厂建设的艰辛。他自述说：“鄙人默观时局，知钢铁世界，此厂实为中国富强命根，遂不顾利害，冒险从事。然仔肩之重，困难之多，四年以来食不甘而寝不安者，几于无日不是。”⑧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他致盛宣怀说帖，建议“游历洋厂，考订炼法，作背城一战，以度过艰危之境”。在说帖中，他进一步陈说：“卑职等不辞远涉重洋，无非念铁政为中国一大要政，坐视废弛，或入外人之手，天良稍具，不能漠然不动于中。”⑨他所谓的“天良”正是对国家、民族的情感和责任。这样的情感和责任意识时时在他的言行中显露。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李维格接任汉阳铁厂总办。是月二十日，他向全厂发布布告：“鄙人现定于薪水内自三十四年二月分起，每月提银二百两存放本厂蓄储处生息，为同人中或有因病因伤身故，家属无人养赡者，稍稍贴补，此项提薪至公家力能分润为止。”⑩而此举之目的，是“欲我同人尽心厂事”，度过艰困时刻，“为中国保全此根本实业”⑪。宣统元年，当汉冶萍公司经营困难之时，李维格致电盛宣怀：“格正咬紧牙齿坚忍到底。”⑫其精神令人动容。

郑观应在担任汉阳铁厂总办期间力任其难。袁遂在给盛宣怀的《密陈五事》中称“待鹤（郑观应）血诚忠信，视厂事如家事，诚为近世难得之人”⑬。盛宣怀支付郑观应“公费百两”，他却不肯领受，“各处人来谋事者”，他都“送其旅费返棹，皆出自行匣，不用厂中糜费”⑭。由于“凡事引为己忧”⑮，少食事繁，加以煤烟磺气蔽目塞胸，郑观应“自夏徂冬，病魔缠绕”⑯。但他向盛宣怀报告说：“因公受病者医药之资，虽可出公账。惟应不在其列。”⑰

晚清时期，求强求富求独立的民族主义思潮促成了汉冶萍的诞生。创办汉阳铁厂并维持它的赓续，本身就是汉冶萍经营者践行民族主义的一种方式，由此显示了言说和思想的一致性。宣统元年，公司高级职员杨学沂在汉冶萍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上总结说：“汉冶萍厂矿总理、协理艰难困苦，不仅将全身精神贯注在厂矿之中，直以性命与煤铁相搏，是真所谓商战。”①这样一种“以性命与煤铁相搏”的精神，就是汉冶萍民族主义情怀的动人之处。自鸦片战争以来，叠遭惨败、割地求和的民族屈辱感成为中国人，特别是国家精英难以治愈的精神创伤，摆脱外来者强加于身的民族屈辱，成为张之洞、盛宣怀、李维格、杨学沂这类精英群体的共同精神诉求。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民族主义自励和励他，时时以民族大义来诠释自己的行为，深刻昭示了民族主义在晚清的强大渗透力。

二、汉冶萍民族主义话语下的两难

清末章太炎“今日固为民族主义之时代”②一语透露出民族主义话语在中国近代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然而，民族主义话语在赋予汉冶萍以重大政治意义和诸多发展便利的同时，也使其陷于两难。

兴办钢铁所需款项甚巨，而部款支绌，清政府根本无暇顾及。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四日，张之洞致函蔡锡勇：“每月总需七八万金，以后用款无从罗掘，以前欠债无从筹还，鄙人实无颜再向朝廷请款，亦无词以谢谗谤之口，是死证矣。”③其窘相与焦虑形诸笔椟。盛宣怀接手汉阳铁厂之初，倚靠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附股借资，辅助甚巨”④。“铁厂招集之股商，即轮电两公司之股商，惟恃两公司之稍有盈余，以辅铁厂之不足，利害相依，视为命脉”⑤。光绪二十八年，鹿传霖整顿财政，拟将轮电两局收归官办，为户部筹饷，盛宣怀焦急万分。是年十一月十七日，盛宣怀向主持电局官办事务的袁世凯发电称：“铁厂既无挹注，何能久支，万分焦急。”⑥十二月二十七日，盛宣怀致电张之洞：“不借款则煤不能运，炉机不能添，日炼钢铁数十吨，售价不敷炼本，接济已断，人情势利，挪借俱穷，必致牵连顿败，负公厚望，万死莫赎，尽夜焦思。”⑦

对于经费极其窘困的汉冶萍来说，资金来源不外乎四种。

其一，朝廷拨款。张之洞建造汉阳铁厂，其经费“除部拨二百万两、奏请拨用数十万两外，其余三百余万两皆是外间多方凑借，焦思罗掘而来”⑧。汉阳铁厂招商承办后，更不可能得到朝廷任何经费支持。

其二，华商投资。张之洞与盛宣怀对华商都不看好。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张之洞致函王文韶谈到芦汉铁路招股一事说：“弟与盛道熟商，官款难拨而注意商办，洋股不准而注意华商，华商无此大力，无此远识，如轮船、电报，初招商股甚难，及见成效，股票原本一百两者，群起数十两争购其票。以此类推，路未成华股必少，路既成华股必多。”⑨盛宣怀亦感言：“华商魄力太小，程度尤浅，三年无利，已经着急，遑论接济。”⑩郑观应亦说：“集华股为上策，借华债恐借不动，此厂事之难也。”⑪

其三，挪借。挪借并非易事，也并非白借，返还本金以外照样得付息。光绪三十三年，汉阳铁厂拟挪借四川铁路公司款两百万，定年利息七厘⑫，同期向日本正金银行所借三十万年息也是七厘⑬，而铁路公司尚欲改年息为月息。除负担高额利息外，款项挪借所牵扯的人情、利益关系非常复杂，有时反复磋磨也未必能行，麻烦和痛苦并不比借洋债少。光绪二十九年，汉冶萍拟扩充厂矿，但挪借已穷、急债催索，还归官办之请被拒，盛宣怀令李维格与洋商试议借款，却因不愿外人执权终难达成。盛宣怀以“厂矿抵借，则厂矿之权利必属于彼”⑭，拟商张之洞、袁世凯，拨借通商银行官商股本三兆，先作底本，添设炉座。尽管反复恳请斡旋，袁世凯终以“铁厂事必须大举始可有济，如移银行本，节节支持，恐仍无益”①为理由拒绝。光绪三十一年，张之洞决计在武汉自办电灯、自来水，盛宣怀拟承办水灯局的铁水管等件，并请预支水灯局款项以制备机件，张之洞对承办物料表示许可，对款项预支却不情愿，盛宣怀因此慨叹：“鄂近甚富，南皮若真肯助力，预支何难，现有数百万存西号，只四厘息，厂借一样出息，一样归本，免受外人挟制。”②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汉市银紧”，“鄂亦难借”，“（汉厂）中比（欠款）难支”③。刚得赵尔巽之允，从二十万川款内借支六万对付过去，汉厂又致电盛宣怀：“本底比到期共需廿五万两，虽厚颜设法，尚至少须十万两。”④李维格因赵尔巽处难再启口，遂致电盛宣怀：“次帅处一再请托，恐厌烦。宫保尚有法可想否。”⑤盛宣怀刚刚办妥上海所欠四十八万，已经不暇应接，答复说：“实无他法，只有请兄不惜名誉，重利挪借。”⑥然而，此事终未办成，李维格在回电中感慨：“看来不惜名誉、重利恐亦难过。”⑦可见，国内挪借非但不比借洋款划算，甚至更为困难。

剩下的唯一途径就是借外债了。对于举外债，从朝廷中枢到汉冶萍的经营者，心态都非常矛盾。光绪十五年，盛宣怀在给张之洞的电报中说：“谒庆邸，皆以洋债为虑。黄漱翁封奏专止洋债。”⑧同年，李鸿章在电文中有“洋债不便多借”之语⑨。光绪三十一年，盛宣怀在给李维格的信函中称：“政府甚不以借洋债为然。”⑩

但是，在政府财力匮乏，“华商穷困，招股不易”⑪的情况下，借洋债又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陈宝箴力谏张之洞，万万不可和洋商合办汉阳铁厂，却又表示，“然究不如请借洋款为得”⑫。身为商务大臣的袁世凯面对汉阳铁厂的巨大经费困难，也不得不表态：“铁厂必须全力维持，……但借款以厂矿作抵押则可，由外人执权则万不可。”⑬

外商借款必有觊觎所在，诚如张之洞所说：“干涉外人利必旁溢。”⑭李维格比较华、洋借款不能如期归还的后果说：“欠华款而不能归还，倒帐而已，若欠洋款，则占据地方，关碍大局”⑮；“欠华人之款害轻，欠洋人之款害重”⑯。盛宣怀因此在两难中挣扎，他在给张之洞的信函中说：“商力已尽，断难转旋，欲集款而不受还款之重累，欲因人而不受外人之挟持，盖岌岌乎其难之!”⑰在回复袁世凯关于借款可以铁厂抵押的指示时，他说：“铁厂不难在抵借，难在抵借而权不外侵，恐公与南皮皆不愿外人执权，容再细酌。”⑱

在巨大的资金黑洞面前，汉冶萍的独立与求存、筹措资金与坚守主权，无法并行不悖，盛春颐在给盛宣怀的信函中描述心中煎熬说：“铁厂亏累已深，中国财单力薄，我宪台虽力任艰难，终恐有计穷力尽之一日。如借洋款，则利债难偿，必受外人之挟制，而又非坐此因循所能支持者。”⑲郑观应同样无数次为之困扰：“官款难筹，商本难集，舍此（借洋债）实无他策。”①盛宣怀深知借洋款冒有极大的政治风险，他在给孙宝琦的信函中痛陈“当今非借款不能办事，而借款必起风潮”，但是，“倘无国力提倡保护，恐舍去借款，无他妙法”②。郑孝胥描述这种不得已的困境说：“盛氏内为政府所迫，外为商业所叛，铤而走险，将走投日本之罗网。”③汉冶萍不得不借洋债，固然受制于经济环境和公司经营，但是，政府未能提供战略性的支持是最关键的因素。1914 年9 月1 日，盛宣怀在给于竣年的信函中痛诉：“清朝不过不能相助，而民国之初专事摧残。”④“不能相助”与“专事摧残”正是郑孝胥所说的“内为政府所迫”。比照日本倾国力支持八幡钢铁制造厂的“钢铁国策”，两者之差距，高下立见。汉冶萍公司也因此在日本外债的诱惑中越陷越深，最终无法自拔。汉冶萍屡借外债之举，使盛宣怀背负“丧权辱国”之罪名。黄尔锡称，“汉阳铁厂、大冶之矿、萍乡之煤，均为日本所窥觎，盛宣怀悉其意，擅订外债合同”，其罪乃“窃取商办之名，实图卖国之利”⑤。《申报》载《清谈》一文，以“滥借外债，丧失国权”为盛氏“一生考语”⑥。

关于近代中国之外债当借不当借，时人各有立场。《申报》载《论借款之说足以惹起风潮》概括说，“民之所以反对借债者，以一借外债，而外人将干涉”；“其所以主张借债者，以民实无力兴路，徒托空言，而借债之举，又未必果有害也”。《申报》所论列之两大观点，看似尖锐冲突，其实皆以民族主义为本位。主借外债者以为，欲国家富强独立，永免外人干涉，必兴工商，惟因国内经济力量薄弱，故兴工商又不能不借外债，而借外债、兴工商的最终目的还是国家富强。反对借外债者以为：“国力衰弱，外势盛强，一借其债，种种干涉，将有不可以止者”⑦，担忧的仍是国家民族命运。这种矛盾，实际上是后发国家现代化无可逃避的陷阱。事实上，在近代国家贫弱又欲求强求独立的境况中，外债应借与否，根本就没有一个恰当的、标准的答案，要看哪种方式更切实际、更能维护整体的更长远的民族利益。但是，在近代中国以排外为主要特征的民族主义氛围中，借外债注定成为公论挞伐汉冶萍的重要话柄。

在外债问题上，惯用民族主义话语的盛宣怀考虑得更多的是汉冶萍生存发展的形下利益，这种形下利益考量战胜形上民族主义的情形在张之洞身上也曾发生。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朝廷下旨：“芦汉铁路，关系重要。提款官办，万不能行，惟有商人承办，官为督率，以冀速成。”“并着该督等，详加体察，不得有洋商入股为要。”⑧二十六日张之洞致电王文韶，谈及朝廷这一谕令说：“十二日寄谕奉到。原奏华商承办，不得以洋商入股，仰见荩谟虑远，自应遵旨详加体察。惟芦汉干路为拱卫要举，实未可再托空谈、虚延岁月。”⑨“华商承办，不得以洋商入股”是民族主义立场，但张之洞深知华商力薄，且过于计较利害，如果一味坚持这一宗旨，就可能“再托空谈、虚延岁月”。张之洞所言，与《申报》前文所说“所以主张借债者，以民实无力兴路，徒托空言”可谓同调。

正因为民族主义话语并非绝对万能，因此，在汉冶萍的经营发展中，两者之间的抵牾亦时时可见。汉阳铁厂所产的钢铁恃铁路为销路大宗，因此，向来着意于争揽铁路轨料，并倚靠预支铁路轨料价格的方式来周转资金。光绪十八年，张之洞因经费支绌，致函李鸿章，拟从李鸿章掌控的北洋经费中暂借五十万，并拟揽造关东铁路轨料、预支轨本五十万，其请词便以民族利益为说辞：“以奉旨饬办之件，既已用款数百万，经营三四年，若付之停废，不惟失策，亦非政体。将大为海外各国所怪所笑。”同时，他还力图说服李鸿章勿买洋轨：“北洋修路，湖北造轨，本是一事，似无再买洋轨之理。公前年来电，并闻与人言及，亦俱主此议”，“况此厂兼可制炼各种精钢、精铁，各省局枪炮、船械、机器所需钢铁，皆可奏明取给于此，似为中国自强要图。万一海防有事，永不受外洋挟制，即较洋轨稍贵，亦宜自用中国之铁”⑩。

然而，李鸿章在回函中将张之洞的这两大请求一一驳回。张之洞强调，汉阳铁厂如果因为经费困难，付之停废，将大为海外各国所怪所笑；李鸿章争锋相对，谓朝廷下拨的北洋经费内并不包括湖北铁政，“虽有岁拨铁路二百万明文，但部帑实甚支绌”，更加“堂司之诿延，书吏之压搁，种种留难”，“倘再于款额内分拨解鄂，断断无此力量”，如果北洋勉强拨款，“厂、路两事皆归遗误，更为各国所笑”。张之洞强调，中国自制铁轨，是为了国防自立，因此，即使价格比洋轨贵，也应该基于民族大义，购汉厂之轨，勿购洋轨；李鸿章回复说“外洋轨价，每吨仅银三十两，又必见货付银。若中国铁价稍昂，犹可通融议办，乃工本运费每吨至四十两之多，相悬太甚”，他进而申明，如果因民族大义而购买汉厂之轨，那就是“徒慕利不外耗之名，而受暗亏帑项之实，似智者所不为”①。此可谓以现实利益考量对抗理念至上的精辟之论。

光绪二十四年（1898），蒋家骏禀请诚勋为运煤船只免税，他说：“卑职奉委集股开采宜春县属煤矿”，“中有姑塘关一处，卑局系属创办，运本水脚，费用甚巨。所采矿煤，一以供铁政局要需，一以收中国自有之利，实于大局有关，应恳札行姑塘关验免船税放行”。诚勋拒绝了蒋家骏的请求，他在给盛宣怀的信函中说：“弟维开采矿煤，运济铁政工需，系为中国富强之基，极应勉力维持。惟敝常关税额之巨，甲于各关，而应征船料，为常税大宗税课。是以户部则例载明，凡船只过关，无论空重，装人往来，均应完纳。迩来商民多就洋艘，常税因之衰绌，而每年短额银两，例须减成赔缴。弟任内应赔之款，已及十万金左右。”而蒋家骏所请免税煤船，“每次既有四十号之多，其应征税料，一月以两次核计，至少亦有一二千金，则通计一年为数甚巨”②。面对如此巨耗，诚勋根本无法为蒋家骏口中“实于大局有关”的民族主义买单。

汉冶萍在民族主义话语语境下取舍两难的遭际，是中国近代企业发展的历史困境之一，它决定了中国近代化道路的曲折艰难，也呈现了中国近代社会和思想的多面性、复杂性。

三、作为策略的汉冶萍民族主义话语

民族主义话语是一套复杂的思想符号，其中既寄托了言说者的立场和情感，又往往在实际运作中成为言说者满足个人诉求的一种策略和工具。

（一）民族主义话语与汉冶萍的利益谋求

为了赢得官方层面和民间社会的认可，争取经济、政治和社会舆论的支持。汉冶萍的经营者们在各种语境中频繁地使用民族主义话语来申述和强调汉冶萍的重要性，赋予各种利益和要求以正当性。

张之洞奉旨承办汉阳铁厂期间，所上奏折中有十五件与汉阳铁厂相关。除去工程进度汇报折两份、复奏两份，其他奏折均请朝廷对汉阳铁厂的事务给予支持。其所请内容主要涉及经费筹拨、谋求销路、请准免税、请准招商承办、请奖办事人员。张之洞所使用的概念，大致可分为四个层次：钢铁关系国家强弱贫富，海外各国政府无不重视、扶持；汉阳铁厂关系中国自强要政、军国要需，万不可稍有停待；煤铁自采自炼浚利源、杜外耗；铁厂中途停废，贻讥外国。为了强调这些要求的重要性和正当性，张之洞无不从民族主义立场立论。

铁厂招商后，盛宣怀等经办人对民族主义话语的运用更为广泛，任何需求都可与民族利益挂连。

用于购地：“萍煤专运鄂厂，每届冬涸不能接济，以致外购洋煤，多一漏卮。现拟城陵埠设栈转运，而苦无相当之地。据华令闻揆电禀，尊处有一基址颇广，甚合栈用，拟恳转让萍矿，以挽利权。”③

用于推动萍煤运道洙昭铁路的修建：“若必责商以自办铁路，则运路至今不成，卒之厂矿俱废，仍贻中国之害。”“若论外势，各国眈眈环视，深喜代造近矿之路，庚子拳乱之时，群相觊觎，在总公司既有可以自筹自造之路，则又不必借助外人，致多牵制。”④

用于谋求公司注册：“亟须添招商股，遵照商律注册，方能保守坚固，永杜外人觊觎。”⑤

用于为洋员请奖：“赖伦随办萍矿实心实力，为中国开莫大利源，抵制日煤漏卮，厥功甚伟。”⑥

用于强调汉冶萍的特殊地位，划开与一般商办、牟利之企业的界限。如“铁厂煤焦大宗萍来，间亦搀用马煤，而萍、马皆为扶持铁厂而设，与商人贸贩专为□（牟）利者不同”①。“惟是铁政为中国富强之本，与别项商业机器制造情事迥不相同。……若自运中国口岸，先为税厘所困，出运他国口岸，又为彼国进口重税所困，势必各省尽销洋铁而后已，势必汉厂商力告竭，即日倾覆而后已，中国何为？大局何为？”②“汉厂虽属商办，外人虎视眈眈，实于国际大有关系，不特铁捐提还公款已也。”③

用于说服高层精诚团结。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三日，盛宣怀致函盛春颐和李维格殷切嘱咐：“公与韶甄皆宣所托心腹，寄以重任，关系中华大局非细，幸勿轻忽相持，是为至嘱。”④

用于动员员工坚韧奋斗。光绪三十四年四月，盛宣怀、李维格致函汉冶萍公司股东，以大局相激励：“惟念时局艰难，凡有血气者不得不各自认办一份内之事，坚忍到底，以蒇厥役。”⑤

这些表述的共同特点是把汉冶萍的各种事务和国家、民族捆在一起，体现了民族主义话语的运用已成为其时的惯习。如果说上述表述尚无法分辨出何者出自于情感理念，何者出自于策略，那么在以下语境中，盛宣怀等人对民族主义话语使用，则无疑是出自有意识的工具性考虑。

光绪三十一年，汉冶萍免税期限即将到期，而运销广州的生铁，粤关征进口税甚巨。三月，李维格致电盛宣怀，建议在免税奏稿中加上“畅销土货，抵制洋产”八个字，“措词较易动听”⑥，同时加入海外各国优待钢铁企业的内容，强调“今乃钢铁世界，各国注重铁政，汉厂充其量可造铁甲，中国仅此一厂，若非众擎，不能大成”⑦。其用意乃在运用民族主义话语为免税要求获得正当性。宣统元年，李维格因大别山顶炸石开池一事，电请盛宣怀商托鄂督陈夔龙。为了争取此次商请成功，李维格致电盛宣怀提示函电的内容：“乞即电帅（陈夔龙），只要打官话，钢轨不敷供应，漏卮日巨，多炼铁国家多得铁捐。”⑧他所说的“官话”，即以国家、民族立论的民族主义话语，是对民族主义的工具性、策略性运用，而不在价值关怀。

（二）民族主义话语与汉冶萍的自我宣传

民族主义在晚清民初以其“正确性”和“情感性”占据社会思潮和社会意识的制高点。以民族主义话语进行自我包装、自我宣传，有利于树立形象、激发公众情感，获取经济利益。检视中国近代企业在《申报》中的广告宣传，莫不熟谙这一套路。

山东博山玻璃公司招股广告：“查玻璃一项销场最旺，外洋运售中国每岁易银百余万，诚为中国一大漏卮。现山东博山县所产砂石，造作玻璃其料最佳，土人历年制造料货，运销各省，为数甚巨，惜风气不开，未能推陈出新，仿造玻璃，良为憾事。……故特禀请山东商务局宪转详山东巡抚部院周，拨给官款银五万两，并招集商股开办公司，业蒙批准在案。”⑨中国合众水火保险有限公司广告：“泰西各国自创设水火保险之法，商务日益增盛，互市以来通行我口岸，渐及我腹地，人以为有恃无恐，争趋附之。即论上海一隅，称公司者四十余家，收保费至三百余万，输华人之赀入西商之槖，虽赔偿之数亦有，然漏卮之势己成，慨自仁济和保险公司为我华商缔造以来，已历三十年，未闻有人继起与之争衡者，利归他族诚可惜已夫。——元济筹思至再，以为振兴商务不止一端，而握要争先，当以收回利权为要着，其法非鼓励华商厚集资本创办中国保险公司不可。”⑩上海景纶汗衫厂之广告：“本厂为振兴工艺挽回利权起见，特创汗衫厂于本埠，历年以来加意改良，所出之货日益完备，如双线单线等衫足与洋货颉抗，久为商界欢迎也”，“惟冀各同胞顾名思义，力挽利权，稍塞漏卮，实为自强之本”⑪。

这些广告中所谓的挽回利权、堵塞漏卮、抵制洋商，均是一种宣传策略。他们把自己的企业与民族命运相系，由此在心理上暗示：支持企业、投资企业，购买企业产品，就是爱国，就是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

汉冶萍公司同样如此。光绪三十三年八月，汉冶萍发布招股章程：“夫以今日之汉冶萍厂矿欲借外债（某国煤铁报至论本公司为黄祸西渐之始），虽数千万可致，盖以汉冶萍产业而论，实系价逾数万万之美产”，“即不借债、不招股，十余年艰险已过，岂有今日反不能存活之理？本公司招股之微意无他，欲不再借外债而为中国永远保全此厂矿而已”①。章程以“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的话语方式来表述对外债的态度，而“不为”的原因，就在于“为中国永远保全此厂矿”。由此激发商民的民族感，投资汉冶萍、支持汉冶萍。

汉冶萍经营者还善于利用外人的评价，为自身形象加分，达到自我表彰的目的，在这一方面，盛宣怀最为娴熟。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二日，盛宣怀为招股事宜致函吕海寰，函中声称：“弟来鄂验收新钢厂，其电机之神速，钢质之精美，东西人阅厂者叹为观止，英美报章惊为意外，……不仅杜塞漏卮，尚欲溢出外洋，与欧美争胜。”而同样的文字，还出现在他十月二十五日致张之洞函、十月下旬致袁世凯函中②。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一日，盛宣怀致函军机大臣世续：“宣抵汉以来，复将厂矿事务认真考核，预算四炉齐举，日可化铁一千吨，即成钢货八百吨，足供各省铁路之用，将来造机器造枪炮造轮船均可无求于外人。昨德国驻胶大臣过厂游览，谓不料中国亦能办成此事。东西洋注重钢铁，宣既蒙天恩，责无旁贷，惟有鞭辟入里，力求进步，庶不负我公保护维持之德意。”四月十二日，盛宣怀又把相同文字的信函分别发给湖广总督陈夔龙、农工商部尚书溥颋、全国烟酒事务督办张寿镛、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③。

光绪三十三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注册为汉冶萍公司，招股引资成为最重要的工作。八月二十日，李维格致函盛宣怀：“近彭脱寄来英国煤铁省分报章，致视汉阳铁厂为黄祸西渐，大声疾呼。格已将此报寄与上海《商务报》译登，凡此西报论说，均可引证我言，叙入（招股）告白。以意揣度，如能鼓动人心，千数百万似尚不难。”④盛宣怀回应李维格的建议说：“英国煤铁报章视汉厂为黄祸西渐，确于进出口大有关系。凡西报论说均可引证。他人颂扬我，胜于我自颂扬”，“鄙见拟请尊处即将汉冶萍影照两本，挑出二十张（或多或少均可），付以石印或玻璃板印，缀以论说，西报及西人工师矿师所论均可编入，尽力鼓吹”，“弟此次舟中遇一港商何启东，数语之下，即允附二千股，并说自美回港可招巨股。可见吹嘘万不可少”⑤。两人关于利用西报论说以鼓动人心招徕股份的往返书函，正呈现出民族主义话语的工具性。

（三）民族主义话语下的利益争夺

晚清中国，民族主义是一面旗帜，打着这面旗帜，就可以站在民族情感的制高点上宣布自身行为的正义。因此，在义正词严的民族主义话语之下，往往奔涌着利益争夺的暗流。

“汉冶萍素负重名，人皆视为肥美而欲攫食之”⑥。清覆亡前夕，盛宣怀因铁路国有政策和四国借款合同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民国成立后，盛宣怀又作为误国首恶为革命势力不容。1911 年11 月，苏、松、常、镇、太人民代表公函宣布：“盛宣怀祸国殃民，罪大恶极，为全国人民所共愤。所有盛氏财产，亟应查明，没收归公，以为剥民肥己者戒。现已查得盛氏坐落本省之一切财产，开具清单，呈乞都督迅饬查封，以彰公道。”在举刀霍霍向盛氏的声浪中，鄂、湘、赣三省趁势而起，指认汉冶萍是盛宣怀一人把持的资产，纷纷派员接管。其动机虽是攘夺汉冶萍之财富与资源，其理由却无不掺入民族大义的说辞。江西都督李烈钧说：“自光复以来，工停利闭将及十月”，“洋煤乘隙进口，漏卮愈巨”，“遂公议由赣筹巨款派员前往经理其事”⑦。湖南都督谭延闿说：湘人于萍矿，“为保全东南大实业起见，别无畛域之见，权利之私”⑧。1912年6 月22 日，湖北省议会全体议决，没收汉冶萍公司，推孙武为汉冶萍督办。孙武发表言论：“汉冶萍为中国实业巨擘，关系至重，一经破坏，何堪设想，故不得不勉为其难，暂行担任，以图挽救。”①“兵事扰攘”复加“群起争食”，使汉冶萍“厂矿局势之涣散，尤病上加病，淹淹（奄奄）欲绝矣”②。

民国政府成立之初，各项需费浩繁。为筹巨款以接济军需，孙中山“不得不谋之外债，以救燃眉”。但借外债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氛围下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孙中山“不欲担此坏名”，遂“假资本家为凭藉，以求间接之吸收”③，逼迫盛宣怀主动承担与日本合办汉冶萍公司的责任。刚刚经历清末大借款风波的盛宣怀，惊魂未定，深知此事利害，因此屡屡推诿敷衍。孙中山为此好言劝服：“民国于盛并无恶感情，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又许诺云：“动产已用去者，恐难追回；不动产可承认发还。”④但盛宣怀仍不愿承担责任，不仅对孙中山来电“迟迟不复”，还指示李维格“撇开（合办事），专议借款”⑤。为此，三井物产理事山本条太郎致电孙中山，语辞严厉地指责：“阁下致盛电未切要害。敝处已电复东京云：阁下已授全权予三井与盛谈判，请遵行。如本月底各项条件未能为盛所接受，谈判即作破裂论，贵政府即可对汉冶萍及盛氏产业采取必要步骤。请阁下将此点电盛。”⑥黄兴果然秉山本条太郎电文之大意，向盛宣怀发出措辞强硬的通牒：“前电谅悉。至今未得确切回答，必执事不诚心赞助民国。兹已电授全权于三井洋行直接与执事交涉，请勿观望，即日将借款办妥，庶公私两益，否则民国政府对于执事之财产将发没收命令也。其早图之，盼复。”⑦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消息一出，风声所播，物议大哗。虽中日合办一事，“乃南京政府自与日人订约，而强盛氏执行”⑧。但在孙中山与盛宣怀之间，舆论更相信孙中山，一时之间，“咸谓孙、黄被盛蒙蔽”⑨。1912 年2 月25 日《申报》刊载民社、湖南共和协会、江西联合分会、四川共协会、河南共协会、民国协会、中华民国联合会的联名公揭，痛斥盛宣怀“大逆不道”，“甘使长江流域之绝大实业变为开平公司之续”，呼吁“全国同胞当视盛宣怀为公敌”。汉冶萍公司股东不反对“合办之举”者，即系“同党”，其股票概行充公；凡“助盛宣怀为虐”，经手合办事宜者，“与盛宣怀一同宣布死刑”⑩。孙中山借外债自有不得已之苦衷，他在给章太炎的回函中坦言，“此事（汉冶萍借款事）弟非不知利权有外溢之处，其不敢爱惜声名，冒不韪而为之者，犹之寒天解衣付质，疗饥为急”⑪。但由此可见，借洋债既可斥之以“卖国”，也可以与国家利益相系。具体到中日合办汉冶萍一事上，盛宣怀推拒则被孙、黄加以“不诚信赞助民国”之罪，协助孙、黄则被舆论指为“倾覆民国”。其臧否褒贬，全然在乎话语权掌控者。

综上，汉冶萍的民族主义话语是近代民族主义话语的一个范本，它的丰富内涵足以启示我们高度重视对话语的研究。所谓“言，心声也”固然不错，但在思想史的眼光下，话语中的言和意从来不是同一。《吕氏春秋·杂谓》指出：“夫辞者，意之表也，鉴其表而弃其意，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则舍其言矣。听言者，以言观意也。听言而意不可知，其与挢言无择。”思想史研究者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要剖析言意之间叠压的复杂关系，进而去探求言说者如何因应时代思潮并在因应中表述个人的诉求。中国近代社会的民族主义话语就是一幅斑驳陆离的图景，它融合了其时汉冶萍经营者和言说者们的理想、情感、诉求和策略，也浓缩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并行不悖、相互冲突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