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月， 彭福荣
【作者机构】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
【来 源】《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25年第1期
摘 要：三峡水利遗产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体现，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文章从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两个层面，探讨了三峡水利遗产的构成，包括供水、灌溉、防洪、航道治理、水力发电等工程，以及文艺遗产、水利民俗和与水相关的音乐歌舞。重庆段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能够集中展现三峡水利遗产的价值，呈现三峡工程的新面貌，推动长江文化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三峡水利遗产；文化价值；遗产构成
随着党和国家对长征、大运河、长城、黄河和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基本布局的完成，2022年12月27日，重庆段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以三峡工程、白鹤梁等为代表的三峡水利遗产不仅是重庆文化和长江上游文化的重要标志，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是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峡水利遗产关涉社会民生，历来研究成果颇多，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长江志》《重庆市水利志》等为代表的史志类著作，详细记载了区域内江河水系分布、历代水利建设和水利文化等。《长江志》首卷第三章细致分析“川江水系”干支流河段构成情况及其河流形态、水文特征及其开发条件[1]。《重庆市水利志》第十三篇“水利文化”采录、记载重庆境域的水利文物、诗词歌赋、风俗习惯、神话传说[2]。《四川内河航运史》系统梳理包括重庆在内的四川航运史[3]。二是集中研究白鹤梁、三峡工程等典型水利遗产，产出大量论著。其一是集中整理和研究白鹤梁题刻。21世纪以前，专家学者重在整理白鹤梁题刻。21世纪以来，专家学者加强研究白鹤梁题刻文化，如《白鹤梁题刻文献汇集校注》注解题刻文字和题名人情况[4]。曾超发表了系列学术成果，如《三峡库区白鹤梁题刻的姓族考察》[5]、《白鹤梁题刻易学文化考察》[6]、《白鹤梁涪州牧治政理念研究》[7]等10篇论文，全面观照白鹤梁题刻。其二是研究白鹤梁水利遗产的保护。谢向荣等《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上篇主要介绍水下保护工程的实施方案及技术报告，下篇主要解读白鹤梁水下题刻保护工程的保护方案以及关键技术问题、工程实践等[8]。《白鹤梁题刻水下保护工程安全监测系统设计研究》[9]、《浅析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措施及成效——以白鹤梁题刻为例》[10]、《白鹤梁题刻水下保护与展示提升概述》[11]等皆属此类。其三是白鹤梁文化产业开发、旅游品牌打造等应用研究，代表文章有《以游客体验为基础的产品开发——ASEB栅格分析法——以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为例》[12]、《浅谈遗址类博物馆的研学实践教育探索——以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为例》[13]、《民族文化遗产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历史变迁与功能重塑——以重庆涪陵白鹤梁石刻为例》[14]。专家学者关于三峡工程的研究论著较多，在此不再赘述。
水利遗产是指人类历史上利用水资源在当代留下的历史遗存，包括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两个层面。长江流域的水利开发历史悠久，考古发掘显示，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就开始了修筑河堤、开挖水沟、引水灌溉等活动，懂得发挥水利的作用。战国时期，秦蜀郡守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成为中国始建于古代、泽及今世的伟大水利工程。西汉司马迁《史记·河渠书》指出：“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15]第四册卷29河渠书此处“水利”一词包括疏浚水道、修筑堤坝以防洪、灌溉和航运等含义，扬水之利与避水之害在汉代比较普遍。此后，中国水利在技术与工具上更趋进步，规模与程度上更加提升，成果与成就上更加突出，遗产传承与利用上愈加深广。
中华民族及其先民与水相伴、相争、相和，兴修水利工程，开发利用长江干支流及其沿岸地区，造福于民众，形成了丰厚的长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长江文化以水为载体，以水为题材，创造了大量神话传说、诗词歌赋、绘画摄影、科学著述等，包含与此相关的风俗习惯、宗教仪式、社会关系及社会组织、法律法规等，积淀治水、管水的制度文化和制度文明，都是内涵丰富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宝。重庆位于长江上游，地处三峡文化区，境内众多的江河均属长江水系，是三峡库区的主体。历史上，三峡地区的人们依托长江干支流及其沿岸地区的开发利用，规避水患和水灾，形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传承至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形态。
长江三峡指长江自西向东接续连贯的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作为重庆十大文化符号之一，至少包括西起重庆、东至湖北宜昌共650余公里的江段。三峡水利遗产广义上指长江上游干支流在历史上被用于养殖、渔捕、生活、航运、灌溉和发电等方面，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体现，涵盖了物质与精神文明成果，包括生活经验、工艺技巧、生产智慧、历史规律、社会理想、宗教信仰、科学精神和审美情趣。这些遗产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庆水利开发历史悠久。三国时期，奉节县已用竹管、石枧引水。唐代，奉节白帝城建有“青苗陂”蓄水灌田。宋代，合川建东堤防洪。明、清时期，重庆广泛修筑塘堰、引渠、堤防。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水利机构促进了农田水利和航道整治，建成黛湖水库，綦江成为川江最早渠化的支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庆水利建设大规模推进，龙溪河实现梯级水电开发。重庆直辖后，水利建设加速，三峡工程成为现代水利建设的标志性项目。
三峡水利遗产体现了长江上游地区人民利用长江干支流，结合自然环境和人力资源，规避水患，创造并传承至今的物质与精神财富。这包括供水、灌溉、防洪、航道整治和水力发电等工程，以及其中的劳动成果、工艺技术、生活经验、生产智慧、历史记忆、口头传承和宗教信仰等，内涵丰富。在物质层面上，三峡水利遗产表现为人们的饮水供水、灌溉防洪、水上运输与航道管理整治、水能开发与水力发电等工程。
1.饮水供水工程。重庆多山区丘陵，少平地，竹木资源丰富。历史上人们贯通竹节，搭建输水渠道，以之续接供水，解决便利取用饮水的问题，形成早期的饮水供水工程，逐渐成为山区民众普遍的做法，至今还比较常见。三国蜀汉建兴时期，奉节县城已有利用竹管、石枧引水供水的工程，以致唐代接竹饮水现象比较普遍。对此，杜甫《引水》有“白帝城西万竹蟠，接筒引水喉不干”诗句，宋代王十朋《给水诗并序》也生动描绘了这一现象：“接筒引水下山陬，端为夔民解百忧”，“官费接筒竹，民蠲沽水钱”。明代，巫山西井是县城居民的主要生活水源之一，但因年久而堵塞颓败：“井居久就颓，污潴，填沮洳，泉流混淆。”因此，明代隆庆六年（1572）、崇祯二年（1629）官民对西井进行整治，清代巫山整治西井可见朱斐然《重修西井碑记》。另外，清代奉节县城亦多次重修润泽池。抗战期间，在北碚建成重庆首座水库黛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城乡供水列为“民心工程”，大力解决城镇供水和居民饮水困难问题，主要结合兴修水利发展灌溉，不断加快城乡供水和居民饮水工程建设步伐，兴建大批城镇供水工程，加大饮用水源保护力度，推进城乡节约用水工作，迄今已经实现从“有水吃”到“有卫生水吃”，基本解决城乡居民饮水安全问题。2003年，泽渝工程启动，新修水库15座。其中，铜梁玄天湖工程是铜梁历史上首座中型水库，库容1 056万立方米。截至2005年底，长江流域重庆段建有大型水库4座，中型水库27座，小型水库1 500多座，城镇供水和居民饮水已经得到较好解决。
2.灌溉防洪工程。长江流域重庆段雨量充沛，但降水分布不均，极易造成洪涝干旱等灾害。另因喀斯特地貌突出，土地贫瘠，需修建农耕灌溉的保障设施，形成并传承三峡水利遗产至今。晋代重庆等地已有关于陂池的记载，唐代奉节白帝城等地建有能够小型灌溉的渠堰“青苗陂”。宋治平三年（1066），合川建成东堤以防洪。明清以降的堰塘、引渠和堤防等水利工程更为普遍。清代乾隆时期是重庆境域水利兴修的高峰时期之一，各地提出很多因地制宜的治水方略，积累了水利工程兴建中的地方性知识和成功经验。重庆江津等地“江深岸高，难以灌溉”，但山多泉多，瀑布高悬，可建桥漕引溉；时降甘雨，带来溪涧易盈，适宜设置诸多潴沃以储用。乾隆三十二年（1767），秀山杨文臣等人花费数万金，兴修著名的巨丰堰工程。秀山清溪镇三合场西有五拱桥，横跨复兴河河口，是历史上重要的输水建筑，为重庆境域内文字记载最早的石渡槽。光绪五年（1879），该工程被大水冲毁，丁朝佑、邓清云等人倡议修复。直到1984年9月，五拱桥渡槽因多年受洪水冲刷而垮塌，1985年由秀山县水利局重修。道光年间，秀山修建了永丰堰工程。酉阳有治理梅树堰、渤海堰工程，属于重庆市的文物保护单位。民国二十一年（1932），政府通令重庆各地收租50石以上者“开堰一口”，要求“凡有河流的地方，应设法利用”，也比较重视水利灌溉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田基本设施建设，持续兴建、大力整治大批农田灌溉设施，开工新建大批骨干水利工程，不断完善水利建设的资金筹措、工程管护和工程渠系的制度建设，推动水利事业持续向好发展。
3.航道治理工程。重庆境域长江干支流密布，水运及水陆联运为三峡水利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航道整治历史悠久。川江航道尤为险峻，历史上持续治理。根据黄辉《直指李公平险滩碑记》记载，明代巡抚李时铲平丰都观音滩。清代则重点整治重庆至宜昌的青滩、泄滩、兴隆滩和巨梁滩。青滩汉代即成型，虽多次整治，隐患未除。从嘉庆十年（1805）至道光二十年（1840），商人李本忠因多次遭遇水难，心生“追思先人之思，愿许力凿治险滩，永除后患”的决心，历时36年，耗银18余万两，整治奉节至宜昌险滩，开凿纤道54处，贡献显著。秭归泄滩礁石众多，清代以来多次开凿支流、修筑纤道，航行仍难。光绪二十五年（1899），川鄂帮再次集资整治炸礁，即便到宣统三年（1911）商人出资整治，滩险如故。云阳兴隆滩因光绪二十八年（1902）山崩滑坡致航行受阻，渝万商帮集资凿宽河口，后得官方资助，炸礁修纤，改善航道。除主流航道整治外，历代官民亦重视整治长江支流的航运条件。乌江中下游河道是川黔交通的重要通道，素有天险之称。光绪三年（1877），四川总督丁宝桢为解决川盐入黔运输问题，全面整治从涪陵至酉阳龚滩的乌江航道。巨梁滩位于嘉陵江合川牛鼻峡峡口，江内横亘大石，江水激浪汹涌，船行至此易翻船，在清代乾隆十七年（1752）、道光十七年（1837）、光绪十八年（1892），合州知州张兑和、强望泰、张熙谷先后整治，通过开凿顽石、疏通河道，达成治理水患的目的，在嘉陵江航道整治史上成就空前。民国时期，水利建设人才汇聚四川，重庆境域的内河航道建设达到高潮。渠化是在天然河道上修建闸坝，抬高上游水位，增加航道水深，帮助船舶顺利通过，而綦江是川江中渠化最早的长江支流。民国二十七年（1938）至民国三十年（1941），綦江渠化一期工程在綦江羊蹄峒、盖石峒，蒲河石板滩、大场滩、桃花滩5处各建大坝1座，解决向重庆运输原煤和钢铁原料的问题。民国二十九年（1940）8月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3月，綦江渠化二期工程建成石溪口大中闸、滑石子大华闸等船闸6座。1938—1944年，綦江工程局还治理了綦江干流及蒲河浅滩，建坝筑堤，疏浚航道32处，极大地改善了綦江航运条件。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全国水利机构云集，推动长江上游诸河流的勘测和治理。扬子江委员会负责整治干流宜宾—重庆段，江汉工程局承担嘉陵江的整治，导淮委员会负责整治綦江和乌江。自1944年起，整治小南海、连石三滩、嘉陵江航道等。
4.纤道工程。历史上，长江干支流航运长期依赖人力牵引，纤道即为历代船工航行的历史遗迹。早在明代，重庆境内已有纤道工程。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四川参政吴彦华在瞿塘峡开凿纤道，以促进水运拉纤助航。“纤道辟后，‘人得陆行，无风波患’。”[3]91青莲溪纤道位于白帝城铁柱溪至重庆湖北交界处，全长65公里，宽2.3米，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由夔州知府汪鉴等倡建，历时三年完工，纤夫轿夫可以并行。在风箱峡崖壁镌刻“天梯津竦”“开辟奇功”，真实反映了人们征服自然的壮举和勇毅精神。对此，四川总督刘秉璋向清王朝详奏夔州知府汪鉴等倡导修建夔、巫两峡纤路、轿路、桥道之事。清代三峡开官漕、修纤路，被史料和论著予以记载。《四川通志》等记载：清乾隆年间，荆南观察史李拔主持峡江开官漕，修纤路，去危石，“群工云集，万斧雷鸣”。清末湖北商人李本忠专营水运，深谙险滩之害，独募石工凿岩通道，以利舟船溯江挽纤，先后两次开凿夔州峡内白果背至干沟子的纤道，亦修理小湖滩、大湖滩、千堆峭石等不利舟行的险滩。岸上立石栓可系舟，开坦途可利步，涉川者甚便而赖之[3]91。1939年1月至1945年12月，国民政府为适应川湘水陆联运的需要，重点整治乌江，修整纤道94处38公里，在龚滩和潮砥修建供搬滩使用的驳道。其中，龚滩驳道长达1 300米，每年最大运输量可达18万吨。
5.水力发电工程。长江干支流水能丰富，水电开发虽晚但成就显著。1910—1949年，重庆段开始建小水电站，如长寿桃花溪电站和下硐水电站。1938年，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处成立，开发龙溪河与桃花溪水能。龙溪河电站是当时长江流域自行修建的最大水电站，也是最早实现阶梯开发的河流。桃花溪水电站利用80多米落差的瀑布发电，1941年建成，老一辈水电工程技术人员贡献突出。龙溪河下硐水电站1939年开工，利用26米落差，规划4个梯级开发，1948年扩建至3 000千瓦，使用当时国内最大单机容量水轮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寿建成4个阶梯水电站，总装机10.45万千瓦。此外，民国时期重庆还有万州区瀼渡电厂，现为文物保护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江流域重庆段水利工程快速发展，水能开发规模显著扩大。除龙溪河二级上硐水电站、三级回龙寨水电站外，还有合川渭沱水电站等。至2001年底，重庆段已建和在建水电站上百座，水能开发更加有序。其中，葛洲坝水利工程虽不在重庆，但作为三峡工程的试点，是20世纪长江干流上首座现代水坝，三峡工程更是举世瞩目。周恩来总理要求：“先建葛洲坝，为三峡工程作实战准备，三峡工程存在的问题，葛洲坝都包括在内，只要葛洲坝解决了，三峡也就解决了。”[16]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于1970年12月动工，1989年底基本建成，是长江干流上首座水电站，装机容量271.5万千瓦，年发电量157亿千瓦时，曾为全国最大水电站。2020年12月，葛洲坝被列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其“一体两翼”设计被三峡工程沿用，科技成就为三峡工程提供了实战准备。三峡工程是当代重庆乃至全国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历经几代人不懈努力，于1992年开工，2016年完成整体竣工验收，成为中国水电开发新典范，翻开了中国水利史新篇章，创造了世界水利开发史上的奇迹。
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各群体视为文化遗产的社会实践、文化艺术、宗教民俗、知识技术体系及相关工具、实物、文化场所，对维护文化多样性和传承民族特性至关重要。水利遗产是人类历史上关于水的利用与认知的文化遗存，包括工程性文化遗存及与非工程性水利行政管理相关的遗产。非工程形态的水利遗产不依赖于特定工程，也是特定文明的象征，蕴含深厚的政治文化意蕴，体现在跨行政区的水行政管理建筑、水神建筑、水利文物、知识体系、祭祀活动等，以及水旱灾害衍生的文化、水文、自然遗产等，展现了水利与社会、政治、文化、民俗的紧密联系①。三峡水利遗产具有工程和非工程形态，融合了技术与文化建构，且跨越了不同的时空尺度，展现了自然与人文景观。
1.文艺遗产。重庆，历朝历代吸引文人墨客吟咏江河，尤多江水、洪水题材诗作。杜甫《登高》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成为咏江名句。清代陈在宽作《庚午合州大水诗（四首）》描绘洪水景象。枯水季节，长江流域重庆段的河床与石梁成为游览与观测水位之地，江津莲花石、朝天门丰年碑题刻、巴南迎春石题刻、涪陵白鹤梁题刻、丰都龙床石题刻、云阳龙脊石中的诗文最为著名。历代水利工程亦催生众多碑记与诗文，如明代王凤鸣《利泽泉记》、许宗鉴《泉池记》，清代单思迈《圣水堰铭》、王梦卿《安庆堤记》等。唐杜甫《引水》、宋王十朋《给水诗并序》提及古代奉节竹筒引水工程。为纪念治水英雄大禹，巴渝地区有建禹庙、崇神祈福之俗，杜甫、白居易、贾元、王梦庚等人均有描写涂山禹庙的诗文传世。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民间广泛流传关于治水用水的英雄传说、宗教故事和上古神话等，是三峡水利遗产的组成部分。几乎每条江河及激流险滩都有内容丰富的神话传说，如岷江、濑溪河、龙溪河和乌江等河流的望娘滩传说等。《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重庆市卷》记载重庆直辖市境域有关河道、滩头的神话传说有60多篇，其中长江题材24篇，嘉陵江题材23篇，渠江题材10篇，涪江题材4篇，最具代表性的是大禹治水和聂郎化龙的传说。《巫山县故事集》也分别单列长江巫峡传说20篇，大宁河小三峡传说17篇。
2.水利民俗。长江干支流在重庆境内纵横交错，治水用水活动深刻影响着当地人的生产、生活、渔猎、经济、社交及宗教信仰，形成了独特的民俗风情。因水域凶险，行船规矩众多，如“八大忌”“八不准”“四不开航”等，即忌讳讲龙、虎、鬼、梦、翻、滚、倒、沉等字；不准上坡吃饭，不准船头解便，不准在跳板上提水，不准赤身看舱，不准拉跑头纤，不准乱开铺，不准看舱时说话，不准吃坐汤饭（先舀饭后舀汤）；老鼠上坡不开航，犯了忌语不开航，逢每年正月十三、二月十一等忌日不开航，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属阳公忌不开航。另外，船工镶桩时，忌喊号子，船老板忌说万年桩等。人们崇拜河神，沿岸建有供奉二郎神的王爷庙，船工及船东常祭拜以求平安。农历六月二十四是二郎神的生日，人们奉香秉烛酒醴侍候，请戏班演戏酬神。长江流域重庆段还有草把龙、黑山请水等祭祀祈雨习俗，有许多关于阴晴雨雾和行船走水的谚语。
3.民间音乐歌舞。历史上人们开发长江干支流及其沿岸地区，在耕牧渔樵等生产劳动、经济开发和社会交往中，无不伴随着音乐歌舞，与水利典型相关的民间音乐就是川江号子。川江号子数量众多，主要分为上水号子、下水号子、靠船号子、开船号子、渡船号子、抬工号子、石工号子等，结构包括曲谱、唱词，是一种自成体系的水系音乐文化，是长江水系音乐文化的瑰宝，属于人类水系音乐文化的精品。川江号子具有丰富厚重的文化内涵，既表现了船工传承古老巴人的民族精神和能歌善舞的豁达性格，又孕育了川剧艺术的高腔音乐，彰显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刚健有力的巴渝舞长期保存民间，影响深远。长江流域重庆段亦是我国土家族、苗族及其先民生息之地，民俗舞蹈尤其发达，土家摆手舞、苗族巫舞等流传甚广。受龙神崇拜等影响，重庆境域多有龙舞、灯舞流传，如北泉板凳龙舞、石溪板凳龙舞、万古鲤鱼灯舞等，尤以铜梁龙舞为最，已入列国家级非遗。
三峡工程是三峡水利遗产最杰出的代表，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具有防洪、航运、发电等巨大的综合效益。三峡工程中水利遗产保护的原则和基本经验等，是举世瞩目的水利遗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1.整体保护原则。三峡工程兴建与利用是一个连续一贯的整体，科技价值与人文精神熔铸于每个环节、每个配套和每个构成，只有整体性保护和展示才能充分全面地保护和呈现它的价值。
2.历史性与特殊性原则。三峡工程是古往今来利用长江与治理三峡的重大成果与智慧结晶，理应用历史眼光认识三峡工程，尤其是阶段性推进过程中的典型人物与事件，承载厚重的历史人文积淀。
3.生态保护属性原则。三峡工程归根结底是人类改造利用大自然的重要成果，体现“天人合一”与“人定胜天”哲学意蕴的辩证统一，每处设计、每个环节、每个配套都是对自然属性的尊重与利用，属于人类巧夺天工的智慧体现，尊重自然的哲学思想、综合利用的价值取向都高度对标于三峡工程，归根结底是个生态保护工程。三峡工程以工程管理区为中心向外辐射，整合生态环境，逐渐形成了由生态保育圈、生态核心区、生态协调区、生态辐射区等组成的系统完整的生态保护圈层，使之成为一个巨型的生态示范基地。
三峡工程建设，淹没了沿江区县的许多土地，无法回避三峡地区丰富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三峡工程的文化遗产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包括水利遗产在内的文化遗产，是三峡工程建设的重要内容与内在要求，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历史责任，是惠及子孙、造福人类的重要事业，是三峡工程建设本身的共同心愿。梳理发现，保护利用的典型案例主要有涪陵白鹤梁、忠县石宝寨、云阳张飞庙、巫山大昌古镇以及三峡工程的相关保护展示区和三峡博物馆等。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最大的水利遗产，包括建筑文化遗产，位于长江西陵峡中段的湖北宜昌三斗坪。经过长期论证与建设，创建系列世界水利工程的纪录，保留了大量的建设文化遗产。
三峡工程建设形成超过1 000平方公里的三峡水库，淹没区涵盖重庆的巫山、奉节、云阳、万州、忠县、丰都、涪陵和长寿等区县，是自古以来人类聚集、耕作、生息的重要地区，留存有大量诸如人类遗址、古城、古庙、桥梁、墓葬、民居等文物古迹，仅水文题刻就有古代枯水题刻六处和洪水题刻数十处，堪称一部“中国实物通史”。三峡库区重要的文物古迹除前述的白鹤梁、石宝寨等，还有巫山大溪遗址、奉节草堂古人类化石点、涪陵施家祠堂和巫山温家大院等清代建筑。其中，有“水下碑林”之称的涪陵白鹤梁被誉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包含有珍贵的石刻艺术和历史文献；有1 700多年历史的巫山大昌古镇，是历代军事重地；有“文藻胜地”之称的云阳张飞庙不仅汇集了历代建筑精华，还保存有大量字画碑刻珍品；被誉为“世界奇异建筑”的石宝寨，是我国现存体积最大、层数最多的穿斗式木结构建筑。综上所述，凡是三峡库区的各类遗址、文物古迹、碑刻文献、文学作品、民俗文化等，皆是三峡水利遗产保护的对象。
三峡工程建设引发了水利遗产保护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从时间上可以分为：建设前的文物地勘，建设中的文物抢救，建成后的生态屏障区地面文化遗产保护、消落区地下文物的抢救发掘工作，以及文化遗产资源的合理利用。在建设时期，三峡水利遗产保护的重点是文物抢救。建成后，保护工作主要转向迁建文物的保护与利用、出土文物的抢救，以及文物的展陈和社会宣教。通过建立专题文博展陈单位、准备充足的场地和平台等方式，水利遗产的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得以被社会认知和利用，使其成为全社会共享的财富。
在长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三峡工程中水利遗产保护经验如下：一是地毯式调查摸“家底”，专业团队做保护。从1994年开始，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对三峡地区文物开展了地毯式调查，探明“家底”后，组织专业团队进行系统规划，并按计划实施保护，高效保护了三峡淹没区文物。二是保护有力保重点，据实依类抓落实。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局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重点保护、重点发掘”等原则，结合文物本身的具体情况，采取了不同的保护措施。“对地下遗址和墓葬的出土文物进行修复、统计、测试、整理及研究，及时发表发掘简报，对重点的考古资料编写出版专题发掘报告；对出土文物进行收藏、登记、入库等保护工作，并建立适当陈列展示系统对文物进行陈列展览，以达到充分发挥文物综合效益的目的。对地面文物保护采用就地保护、搬迁保护和取齐资料等三种形式。”[18]这些宝贵经验，都属于三峡水利遗产的组成部分。
三峡工程极大影响了生态环境，对包括文物古迹在内的文化遗产影响突出。因此，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既要对三峡工程为代表的水利遗产进行建设与保护，又要有效利用三峡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和经验。
三峡工程是三峡水利遗产的杰出代表，不仅是长江流域也是全球最宏伟的水利工程，其价值和意义远超水电范畴，文化内涵深厚，是中国一张亮丽的名片。在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新时期，打造三峡工程博物馆和主题公园，对于展现重庆及中国魅力，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重庆境域文化遗产积淀深厚且类型多样，三峡水利遗产的资源化利用价值尤为显著。在名人文化方面，有张飞庙、巾帼英雄秦良玉墓、张自忠将军墓、刘伯承将军故居及纪念馆等；在风俗风情上，有黔江地区的土苗风情与巴楚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三国历史文化领域，则有白帝城、张飞庙、八阵图、孔明碑等遗迹；文物古迹包括巫山人文化遗迹、白鹤梁、石宝寨、白帝城等。三峡工程的修建，不仅推动了重庆对三峡地区文物的系统梳理与抢救，还催生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建设，以及张飞庙、屈原祠、大昌古镇等一批地面文物的迁建工作，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和珍视三峡库区的开发历程与辉煌成就。根据已制定的规划，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将被打造成具有国家文化特色的“超级线性公园”，包括重庆段长江三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重庆长江古人类文化公园、巴文化考古遗址公园、长江水文水电遗产保护利用工程、钓鱼城国家大遗址保护展示、广阳岛文化生态建设、《长江图志》项目等，将集中展示三峡水利遗产，凸显长江文化中重庆的独特元素，对外展示中国与中华民族形象、对内凝聚各民族力量。
三峡工程是一道新的亮丽景观，也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水利遗产之一，象征着中华民族从独立到富强的伟大历程，蕴含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价值，是文旅融合的重要资源。大坝、船闸、发电机房等建筑及工业器具，均成为宝贵的旅游财富。“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中国水利发展史上建设的最大型的水利工程，在发挥防洪、发电和航运功能的同时，还获得700余项发明专利，带动了水利工程自主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17]，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成就和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在三峡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者们在大江截流技术、爆破技术、混凝土浇筑技术等领域的创新举措，以及在防洪、发电、航运等方面取得的进步，都具有展示价值和深远意义。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应聚焦于三峡工程在科学技术创新、工作机制创新、工程组织管理创新以及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方面的杰出成就，充分展现当代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建设辉煌与精神风貌。
三峡工程建成后，形成了高峡平湖的全新自然人文景观。三峡大坝截断长江，形成一个长度约700公里、平均宽度为1 100米、水域面积为1 084平方公里的大湖泊。这个大湖泊，连接着诸多水系，整个湖泊中景色奇诡，有广袤的湖面，有宽阔平缓的航道，有蜿蜒幽深的峡谷弯道，沿途镶嵌有诸多湖心小岛，构成一幅美轮美奂的山水奇景，加上不断集约化呈现的文化遗产、文物古迹和特色文化，“新三峡”在文旅融合发展的当下，更具魅力和旅游开发价值。值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之际，应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重庆长江段的游船项目，建设游艇基地等旅游设施，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长江三峡旅游品牌，实现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三峡工程建成后，形成了全新的码头文化。三峡库区水位的提高，实现了货物吞吐亿吨的目标，是打造长江干支流沿岸城镇港口文化的重要契机。以重庆朝天门码头为中心，升级改造长江沿岸重要港口，形成层次分明、布局合理、大中小结合的港口群，构建容量更大的航道体系，把重庆打造为长江上游的航运中心。三峡水库蓄水后，提升了长江干支流重庆段的水位。其中，长江干流水位最高可达175米，支流水位也纷纷上涨，改变了人们熟悉的出行道路。因此，重庆境域各地为解决沿江两岸人民的出行交通，修建了众多的现代桥梁，形成颇具科技含量的现代桥都文化，成为长江水利遗产新的打卡地。截至2007年，重庆地区已建成和在建的桥梁总数超过6 000座，其中长江、嘉陵江上主要跨度150米以上、长度800米以上的特大桥梁就有36座。人文景观是场所精神的象征，是“场地”转向“场所”的内生力量[19]。这些位于长江三峡库区沿岸的桥梁数量众多、桥型丰富、技术先进，它们不仅是交通建筑物，也是展现人类智慧的艺术品，构成了特色鲜明的重庆桥都文化。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是生态产业的进一步延伸[20]，这一文化可以被开发和打造成为重庆桥都文化品牌，成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三峡水利遗产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在物质层面主要体现为人们的饮水供水工程、灌溉防洪工程、航道治理工程、纤道工程、水力发电工程等，在非物质层面上主要体现为留下了众多以江水、洪水灾害等为题材的文学遗产、治水用水的水利民俗、以号子为代表的民间音乐及别具一格的民俗舞蹈等。三峡工程是长江流域最宏伟的水利工程，呈现了全新的长江三峡面貌，是长江上游重要的交通干线，为区域间经济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更便捷、更高效的通道，推动了不同区域的物质交流；在工程规划与建筑技术等方面，体现了世界的最高水平，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力。长江流域重庆段是多民族聚居杂居之地，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三峡工程移民规模达100余万，反映了各族人民对国家政策的鼎力支持和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总之，以三峡工程为代表的三峡水利遗产，深刻影响了沿岸居民的生活形态和习俗，衍生出丰富的地域文化，为中国文明和历史进程提供了生动见证。它体现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过程、事实和成果，成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标志着中华民族的不朽成就，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无法忽视的重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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