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引言

国家文化公园是中国国家层面推动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以国民高度认同、能够代表国家形象和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独一无二的文物和文化资源为建设基底[1]，从专注于文物本身保护到强调文物及其周边环境的整体性保护再到文化遗产区域性保护[2]，通过集群的形式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树立起中国的特色符号与标志。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要求根据文物和文化资源的整体布局、禀赋差异及周边人居环境、自然条件、配套设施等情况，重点建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四类主体功能区，开展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等五大基础工程[3]。目前，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在积极推进，然而这一进程中也面临着区域特色文化标识难以形成[4]、区域发展不平衡亟待解决[5]以及空间边界整合困难[2]等挑战。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于2021年底正式启动，沿线省区市积极推动编制规划，并储备了一批工程项目，意在全面激活长江流域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23年7月共同发布了《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规划》，推出多项举措强化对长江文化遗产的综合性保护力度。长江地理空间跨度大且地理单元复杂导致文化遗产分布呈现出强烈的流域文明属性[6]，区域间差异明显，带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空间组织布局、区域协调发展等建设困难。故而梳理文化遗产名录、厘清其空间分布情况是形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格局的重要前提。

当前，国内关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学术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长江文化[7]、文旅融合[8-9]、公园建设[10-11]等方面。针对空间分布，仅何银春探析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景区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12]。着眼长江的文化资源空间分布，也只有少量文章对长江经济带[13-14]、长江流域[15]的单一类型的文化资源空间分布开展了研究，对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整体性、多类型的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研究十分缺乏。因此，本文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范围囊括的13个省区市的国家代表性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分析、不平衡指数、最近邻指数、区位熵等方法探究其空间分布特征，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其影响因素，旨在为形成整体布局科学合理、区段主题独具特色、主体功能区清晰明确、五大基础工程全面系统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提供科学参考，推动长江文化遗产的区域性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研究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范围和数据来源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范围综合考虑长江干流区域和长江经济带区域，囊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青海13个省区市”[16]，同时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兼顾文化保护传承、彰显弘扬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考虑其流域文明属性以及省区市行政区划的完整性，本研究将13个省区市行政边界作为研究范围，结合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划分和地理学的普遍划分依据[17]，确立本研究中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范围上、中、下游地区的划分。上游地区为西藏、青海、四川、重庆、云南和贵州，中游地区为湖南、湖北、江西，下游地区为江苏、浙江、上海和安徽。《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明确提出以长城、大运河、长征沿线一系列主题明确、内涵清晰、影响突出的文物和文化资源为主干，同时参照各省区市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中纳入的资源，确定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甄选标准为民众广泛认同、能代表国家形象并承载中华民族独特精神风貌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资源，由此，本研究基于保护等级的考量，在既有文化遗产体系中确立了世界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简称国家级非遗）、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国家一级博物馆八种类型。基于开放数据检索，截至2023年12月，得到共计4 421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代表性文化遗产（表1），其中同一项文化遗产位于多地，则按多处计算。地理空间数据根据文化遗产起源地的地理位置（国家级非遗的地址以其申报地区保护单位的地址为准），通过百度POI数据获得各地的经纬度坐标，再换成WGS84坐标。

表1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数据来源与网址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所囊括的13个省区市的底图采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中1∶100万矢量地图，在Arcgis10.8软件中经镶嵌、投影、裁剪得到建设范围图。高程、坡度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www.gscloud.cn），水系、交通等矢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高级别景区数据来自中国景区网（http://www.chinataa.org/），温度、GDP、人口、城镇化率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2 研究方法

1.2.1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法可以描绘点的空间分布密度及其影响范围[18]，直观地反映文化遗产在地理空间中的分散或集聚状态。公式为：

式中：为文化遗产x所在位置的核密度计算值，n 为文化遗产数量，h 为带宽，x-xi为x 到xi的距离；若值越大，则文化遗产空间分布越密集。

1.2.2 不平衡指数

不平衡指数可以量化分析文化遗产在不同区域内的分布均衡程度，揭示文化遗产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13省区市是否均衡分布[19]。公式为：

式中：S 为不平衡指数，n 为区域个数；Yi为第i 位的累积百分比；S 值介于0～1，当S＝0，表明文化遗产平均分布于各地，当S ＝1时，表明文化遗产集中在某一个区域。

1.2.3 最近邻指数

最近邻指数能够计算每个文化遗产与最邻近文化遗产点之间的平均距离和假设随机分布下的平均距离的比值[20]，进而表征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模式。公式为：

其中，R 表示平均最近邻指数，为实际最近邻距离值，为理论最邻近距离；n 为文化遗产数；A 为区域面积；D 为点密度。若R ＜1，文化遗产趋于集聚型分布；若R ＝1，文化遗产为随机型分布；若R ＞1，文化遗产趋于均匀型分布。

1.2.4 区位熵

区位熵可以判别研究对象在研究范围内的相对优劣势状况[21]，采用区位熵从集聚视角来测度各省区市文化遗产在区域建设中的优劣地位。公式为：

其中，i为文化遗产类型，j为地区样本，LQ为j地区i类文化遗产的区位熵；Gij为j地区i类文化遗产的数量，Gj为j地区的所有文化遗产的数量，Gi为所有地区i类文化遗产的数量，G为所有类型文化遗产的数量。当LQ＞1，说明该区域此类型文化遗产在全域内位于比较优势的地位；LQ＜1，说明处于劣势地位；LQ＝1，则说明与全域的水平相当。

1.2.5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能够探测自变量因子多大程度上解释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异[22]；交互探测可以明晰不同影响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对空间分异的影响[23]。模型如下：

式中：Nh和N 分别代表第h 类影响因素及文化遗产密度值的单元数，和分别代表第h类影响因素及文化遗产的方差。q∈[0,1]，q值越大表示该指标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的解释力越大。

2 文化遗产分布特征

2.1 总体空间分布特征

2.1.1 整体分布特征

通过核密度、不平衡指数、统计分析阐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整体的空间分布情况，有如下发现：

（1）文化遗产整体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显著的聚集状态，形成“一核两片五点”的格局（图1）。“一核”指以杭州为核心向外扩散形成环核延伸群的长江三角洲核心区，该区域核密度峰值达142.4个/万km2；“两片”分别是以长沙、武汉、南昌为核心的洞庭湖-鄱阳湖-江汉平原片状组团和以成都、重庆为核心的四川盆地片状组团；“五点”是在西藏、青海、贵州、云南境内以拉萨、西宁、贵阳、大理和昆明五大重要城市为核心形成的单核聚集点。

图1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分布核密度

（2）文化遗产具有“西少东多”的特征，文化遗产呈不均衡分布，空间分布不平衡指数S ＝0.269＜1。从文化遗产在各个省区市分布的洛伦兹曲线（图2）可知，文化遗产集中分布在浙江、江苏、四川、湖南、湖北，分别为653、502、498、435、376项，其数量超过总数的一半；云南、安徽、江西数量位于平均水平，分别为358、340、338项；贵州、西藏、重庆、青海、上海相对较少，分别是277、193、159、152、140项。

图2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分布洛伦兹曲线、上中下游地区文化遗产数量统计

（3）文化遗产整体分布呈现出“西疏东密”的特征，分布密度差距较大，主要聚集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在上游6省区市、中游3省和下游4省市中各地区文化遗产的数量分别为1 637、1 149、1 635处，分别占比为37.03%、25.99%、37.00%。上、中、下游地区内各省区市平均密度为273、383、409处/省（区、市），反映出文化遗产从上游到中游再到下游地区由疏到密的变化趋势。

2.1.2 文化遗产与水系分布

密集的水网是孕育文化遗产的天然摇篮。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具有流域文明的属性，其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与流域水系的分布具有直接关联（图1、图3），主要沿着长江干流以及岷江、嘉陵江、乌江、汉江、沅江、湘江、赣江等长江支流分布。为进一步探究文化遗产与水系的关系，采用ArcGIS10.8中的缓冲区分析工具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范围内主要水系进行分析，发现在5 km、10 km缓冲区内的文化遗产有2 473、4 138处，占比分别为55.94%、93.60%，绝大多数文化遗产位于10 km缓冲区内，具有较高的流域相关性。

图3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与水系5 km、10 km缓冲区叠加分析

2.1.3 文化遗产与城市分布

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利用、传承正在积极融入城乡公共空间体系，国家文化公园的四大主体功能区和五大基础工程建设与城乡发展紧密相关。将13省区市的城市建成区范围与文化遗产点位进行空间叠置（图4），发现位于城市建成区内的文化遗产有2 468处，超过总量的一半，表明文化遗产沿城市聚集分布。沿城市建成区分别设置10 km、20 km、40 km缓冲带，叠加文化遗产点位进行分区统计，在缓冲区内的文化遗产分别有3 552、3 915、4 143处，分别占总量的80.34%、88.55%、93.71%，表明城市发展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的辐射带动作用显著，文化遗产几乎全处在城乡互动交融区。

图4 文化遗产与城市建成区及城市建成区10 km、20 km、40 km缓冲区叠置

文化遗产与城市的紧密关系也呈现出“东紧西松”的特征，在下游地区，文化遗产几乎沿城市聚集分布（表2），如上海、江苏在建成区范围内的文化遗产占比尤其高，分别为96.43%、82.87%，上游地区在城市建成区内的文化遗产较中下游相对较少，特别是西藏、四川、青海，其在建成区范围内的文化遗产占比分别为31.61%、34.54%、42.11%，远低于总体水平。

表2 文化遗产分布在各省区市城市建成区中的数量占该省（区、市）总量的比率

2.2 分类型分布特征

2.2.1 各类型空间分布模式

不同类别文化遗产虽然在空间上大都呈现聚集分布状态，但聚集程度有所不同（表3）。七类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模式为集聚型，具体情况为：国家级非遗（0.399）＜国家一级博物馆（0.521）＜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0.642）＜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0.721）＜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0.820）＜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0.876）＜世界灌溉工程遗产（0.961），均小于1；其中国家级非遗聚集性最强，国家一级博物馆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集聚性相对较强。世界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类型为随机型，R值为1.223＞1。

表3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八类文化遗产最近邻距离指数分析

2.2.2 各类型分布集聚状况

对八类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进行核密度测算，发现各类型空间密度、地域差异显著，但高值除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分布在中游的湖南，其余均分布在下游。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级非遗空间分布密度高，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空间分布密度居中，其他四类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密度相对较低，呈现“两高一中四低”的空间密度分异格局，表明不同类型文化遗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非均衡性的特征（图5）。

图5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各类型文化遗产核密度分布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占比最大，占总数的45.71%，具有密度总体偏高的结构特征，呈现以江苏和浙江交界处为高密度值中心向外辐射递减，在主要城市群集聚向周边拓展的片区组团的分布格局（图5a）。国家级非遗，占比为37.68%，形成1个长江三角洲主核心区，1个横跨上中下游地区10省区市的大型片状组团，并在上游地区出现单核块状分布（图5b）。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占总数的10.52%，呈核心聚集、连片蔓延的态势，在安徽、江苏、浙江、上海4省市交界处形成哑铃状高密度核心区，并向外递减扩散形成一个大片区，在四川、重庆交界处形成次密度核心区，向外扩展形成片状组团（图5c）。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呈现以湖南长沙为高密度值区，向两翼发展形成较为清晰的单核链状分布格局，链上还具有以成渝交界区、湖北、安徽江苏交界区为核心的次密度核心（图5d）。国家一级博物馆呈现“1个主核心，2个副核心”的空间分布格局，1个主核心即以浙江为核心的高密度聚集核心区，2个副核心分别是以江西湖北交界处及四川成都为核心的低密度聚集核心区（图5e）。

世界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三类数量非常少，分别为24、23、13处，共占总数的1.36%，呈现密度极低的结构特征。世界文化遗产聚集在安徽、浙江、江苏三省交界处，在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有少量分布，形成了片状区域（图5f）。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形成了以下游的浙江为高密度的核心区，并在上游的四川、中游的湖北江西交界处形成了次密度核心区（图5g）。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浙江为核心向外扩散，在云南、湖南形成了次密度核心（图5h）。

2.2.3 各类型空间分布差异

计算得出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的区位熵（表4），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非遗、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区位熵变化幅度较小，在省（区、市）层面差异不明显，分布较为均衡，没有呈现高度聚集的趋势,反映出各地均具有数量较多的地域特色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非遗、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文化遗产分布。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国家一级博物馆区位熵变化幅度相对较大，在某些省（区、市）出现显著的聚集特征；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LQ＞1的有6个省区市，在湖南省最具优势；国家一级博物馆LQ＞1的有6个省市，在上海市最具优势。

表4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各类型文化遗产区位熵

世界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因数量少区位熵差异更明显，在部分省（区、市）呈现出显著的优势。世界文化遗产在安徽优势最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在江西、浙江、四川优势更明显；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浙江、江西、云南较为突出。

3 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的影响因素

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借鉴非物质文化遗产[24]、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25]、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6]等研究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参照《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中的建设要求，并综合考虑研究区域实情和数据的易获得性，从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2个维度出发，梳理出9项指标作为影响因子，构建影响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的指标体系（表5）。

表5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影响因素

3.1 影响因素分析

不同维度、不同因子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差异影响程度不同，人文社会的影响力远强于自然环境（表5）。高级别景区数量对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的影响最大，河网密度次之，城镇化率、高程、交通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人口、GDP影响相对较小，温度、坡度为最弱势的影响因素，表明人类活动和社会发展在文化遗产的遗存与保护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1.1 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

自然地理环境为流域文化的孕育和文化遗产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空间场所和物质支撑。具体来看，4个自然因子对文化遗产分布的影响力强弱为：河网密度（0.224）＞高程（0.147）＞温度（0.012）＞坡度（0.001），河网密度和高程的影响力较大，并且P值均小于0.05，说明其对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的影响显著，温度影响力较小，坡度的P 值大于0.05，判定为对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的影响不显著。

河网越密集，文化遗产数量相对更多（图6a），如浙江、江苏、四川等地较为明显，上海因受其他限制条件过多虽然河网密度高但文化遗产少，湖北、江西河网密度虽然相对较低但文化遗产也多。可见，河网密度是影响文化遗产分布的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文化遗产的分布与中国三级阶梯地势密切相关，应用ArcGIS10.8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高程图与文化遗产空间分布进行空间叠置分析（图6b），发现东部低海拔地区文化遗产分布密度明显高于西部高海拔地区；文化遗产分布在第一阶梯、第二阶梯、第三阶梯的数量占比分别为10.76%、27.62%、61.62%，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些区域地势平坦，便于人类活动，留下诸多遗址遗迹。可见，高程梯度奠定了文化遗产的地域分异基础。

图6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与河网密度、高程的关系

3.1.2 人文社会因素的影响

文化遗产是人类长期生存创造的成果，受社会经济行为影响分布广泛[27]。长江上中下游发达程度差异显著，在城市旅游资源赋存及经济发展上状况各异。通过高级别景区数量和交通表征旅游资源赋存，城镇化率、人口、GDP来间接地表征经济发展禀赋。人文社会因子作为文化遗产分布的主导因子，对文化遗产分布的影响力强弱为：高级别景区数量（0.293）＞城镇化率（0.210）＞交通（0.106）＞人口（0.048）＞GDP（0.031），高级别景区数量、城镇化率、交通影响力较大；5个因子的P值均为0，说明其对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的影响显著。

景区是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可依赖共享的重要载体，在文旅融合发展的趋势下，其发达的旅游业可作为文化遗产保护、展示的重要路径。5A、4A级景区分别为世界级和国家级标准，须经国家及省级旅游部门审批[28]。高级别景区多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兼具强劲的综合带动效应，加速文化遗产的认定与发掘进程。文化遗产随高级别景区数量的增多呈现出正向的增长（图7a），尤其是在四川、浙江，旅游资源的丰富程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格局。交通可以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提供便利和动力。将文化遗产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铁路、高速公路、主要交通道路相叠加（图7b），发现文化遗产多沿交通线分布。上游地区道路稀少，文化遗产分布稀疏；相比之下，中下游区域交通线路密布成网，高度通达，文化遗产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呈现出集中成片的显著特征。

图7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与高级别景区数量、交通的关系

城镇化率、GDP、人口数量越高表明经济越发达，经济与文化相互促进，经济增长带动文化兴盛。一般而言，文化遗产数量与上述指标呈正向关系，但部分省区市展现特例（图8）。上海、重庆城镇化率、GDP、人口数量相对高但是文化遗产数量却低，可能由于直辖市地域面积相对较小而导致涵盖的文化遗产较少。青海城镇化率高但文化遗产数量低，可能是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制约更大，或是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受现代化的冲击，传统文化易被破坏。云南的城镇化率和GDP较低但文化遗产数量却相对可观，可能是区位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经济发展缓慢，但由于少数民族聚居[29]，文化遗产数量较多。安徽的人口数量较多但文化遗产相对少，可能是由于其他因素的制约作用过强。

图8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数量与城镇化率、GDP、人口数量的关系

3.2 多影响因子分析

采用交互探测识别因子交互作用之后对于因变量的解释程度，9个因子的交互作用结果共有36对（图9），各个因子组合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的影响均显现出双线性增强或非线性增强的特征，即任意两个因子的交互作用对文化遗产分布的解释力度都要强于其中一个因子。

图9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影响因子交互检测结果

注：#表示双线性增强，*表示非线性增强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空间分布是多因素耦合的结果。河网密度与人口数量的交互作用最强（0.354），而后是河网密度与交通（0.350）、河网密度与高级别景区数量（0.348）、高级别景区数量与人口（0.346）。高级别景区数量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普遍较强，在［0.296，0.348］之间，河网密度次之，在［0.234，0.354］之间，充分说明了高级别景区数量、河网密度与其他因素结合对文化遗产空间分布来说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组合，阐明了旅游业的持续发展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自然地理因素单独产生的影响较小，而与人文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更为突出，要重视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利用核密度分析、不平衡指数、最近邻指数、区位熵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借助ArcGIS10.8软件，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整体和各类型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整体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集聚性，呈现出“西少东多，西疏东密”的特征，形成了“一核两片五点”的分布格局，主要聚集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2）文化遗产空间分布与流域水系和城市建成区的分布关联度高。文化遗产沿长江干流以及主要支流聚集，其中93.60%分布在主要水系10 km缓冲区内；文化遗产沿城市集中分布，超过一半分布在城市建成区中，东部较西部与城市关系更紧密。

（3）国家级非遗、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七大类的空间分布模式为集聚型，世界文化遗产这一类的空间分布模式为随机型。这八类文化遗产的核密度呈“两高一中四低”分异鲜明的类型特征，国家级纪念设施在湖南省高密度聚集，其余类型在下游地区的省市中核密度最高。世界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国家一级博物馆这五类区位熵变化幅度大，在省（区、市）层面空间聚集更为显著，优势差异明显。

（4）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受自然环境因素的约束力、人文社会因素的驱动力综合影响，具体来看，各影响因子的解释力大小分别为：高级别景区数量（0.293）＞河网密度（0.224）＞城镇化率（0.210）＞高程（0.147）＞交通（0.106）＞人口（0.048）＞GDP（0.031）＞温度（0.012）＞坡度（0.001）；各个影响因子的交互作用与独立作用时相比更具有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的解释力。

4.2 建议

基于以上对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从空间布局、主题打造、功能区建设、工程设置方面得出如下建议启示：

（1）围绕区域集中性、文化特色性，立足文化遗产“一核两片五点”的分布格局以及沿长江水系分布的特征，推进文化遗产有效保护管控、系统展示，建构“一带三心三片七廊多点”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总体空间布局。“一带”是指长江干流为主线，串联核心资源，构建从青藏高原、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美丽中国长江文化景观带，主要聚集了重庆、武汉、南京、上海等典型长江文化代表性城市，发挥长江文化保护传承示范的核心载体作用，辐射带动其他区域；“三心”是在沿江典型城市基础上进一步突出3个核心区域——以杭州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核心区、以长沙、南昌为核心的洞庭湖-鄱阳湖-江汉平原核心区、以成都为核心的四川盆地核心区；“三片”基于“三心”扩展而成，涵盖上游文化保护区、中游文化发展区及下游文化繁荣区；“七廊”是重要城市以长江支流水系为载体联动周边构建的岷江、嘉陵江、乌江、汉江、沅江、湘江、赣江七条文化长廊；“多点”是零星散布在长江水系外但具有重要的长江文化代表性的展示节点。

（2）以类型分布特征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主题文化展示分段、分区依据，形成多元一体的长江文化主题演绎体系，还可结合已有其他国家级公园建设基础，整合资源，协同打造地域特色鲜明的文化区。如依托安徽、江苏、浙江、上海交界处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高密度核心，在长江文化基因和水乡空间特质的基础上，兼容并蓄，建设以江南水乡为文化主题的人居遗产文化旅游核心区；根据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集聚性强的特征，重点以两类型都高密度的浙江为核心，串联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次密度核心区的湖北、江西交界处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次密度核心区云南、湖南，分区、分类建设长江稻作主题文化区。针对青海、四川等文化遗产类型特征不显著的地区，注重区域内部资源协同和联动发展，如青海可强化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合作建设，实现三江源生态保护与源头文化挖掘，打造长江源头主题文化区；四川可探索建立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协调联动机制；云南可依托丰富的地质资源深化与云南石林世界地质公园、大理苍山世界地质公园等的合作。

（3）综合文化遗产临近流域水系及与城市“东紧西松”的空间关系，结合生态文明、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注重四类主体功能区和五大基础工程差异性路径设计。具体而言，在普遍重视保护传承、研究发掘工程与生态修复配套设施工程的协同外，侧重东西部城镇化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差异影响，东部需更严格管控保护、主题展示区的划定和保护，重视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区与城市老旧社区、历史地段等存量城市空间品质提升的协同关系，突出破碎化环境下的文化遗产数字再现工程，通过科学规划、严格管控、技术创新与公众参与，实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西部在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区的划定和保护上，着重和乡村振兴融合，注重文旅融合工程的产业辐射效应，强化交通、服务等配套设施工程建设，推动关键节点城市产城景、农文旅、交文旅一体化发展。

（4）针对文化遗产“西疏东密”以及东部连片、西部离散的整体空间分布与吴越、湖湘、荆楚、巴蜀、藏羌等区段文化主题代表性支撑不均衡现状，应突出重视西部地区研究发掘工程的推进，力争通过考古工程、历史文献等抢救性列入一系列标志性文化遗产。如三峡地段作为荆楚、巴蜀交融的关键文化地段，目前列入国家级及以上的文化遗产名录数量严重不足，可通过三峡考古与诗词文化资料等，尽快整理、论证一批如楚王台、神女庙等具有国家集体记忆的文化遗产进入保护名录；并结合文化遗产分布影响因子的分析，积极推动西部以高级别景区的建设为核心的文化遗产研究发掘与保护传承工程，提高西部地区代表性长江文化的数量与质量，政府也应加大研究和保护的资金支持力度，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多方资本参与，确保有足够的资源投入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中，从而更好地展示长江文化的多样性及其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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