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识别路径构建——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湖北段为例的实证研究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2017年中国在国家公园的基础上创新性地衍生出国家文化公园[1-2]。同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文件强调了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性；2019年《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①(以下简称《方案》)公布，标志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进入实施阶段。随着试点项目的不断推进，长城、大运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效显著，但由于相关文件缺乏对主体功能区划定框架和技术方法的详细阐述，出现主体功能区边界模糊、界限不清的问题[3]，导致文化遗存保护与资源利用[4]等矛盾也逐步显现。当下，如何科学划定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成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研究尚处于理论探索阶段。以往研究参照生态保护区划定方法，将其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服务区[5]；也有研究按照文化资源富集程度划分为内、中、外3个圈层[6]。《方案》发布后，研究的关注点逐渐向如何划定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和传统利用4类功能区转变。当前的相关研究主要为定性研究，多采用系统综述、文献分析等方法对国家文化公园理论缘起[1]、概念内涵[7]、建设定位[8]和政策体制[9]等内容进行概念性分析[10]。但由于主体功能区的划定涵盖范围甚广、涉及内容复杂，仅以定性研究无法具体指导实践。因此，需要引入空间、大数据等多元数据，建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体系，增加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进而探索应用于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划定的框架与路径。

2022年1月，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②，对丰富我国国家公园体系具有重大意义。主体功能区作为保障“空间规划”体系可靠性、可实施性和权威性的重要基础，迫切需要突破主体功能区的划定难点，支撑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科学布局。基于此，本文旨在解读主体功能区内涵的基础上，尝试构建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识别路径，并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湖北段为例进行实证研究。本文期望在丰富国家文化公园理论研究的同时，助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科学布局与规划编制。

1 内涵解读

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从具体国情出发的一项重大文化创新，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龚道德认为国家文化公园是对国家公园制度的衍生和创造[1]；李飞等从政治、文化、组织管理3种逻辑解析出国家文化公园塑造国家象征、促进全民族文化认同、建设多功能/公益性/大尺度线性空间的概念[2]；王克岭则从抽象化和具象化2个视角阐释了国家文化资源载体、文化传播媒介和文化生态屏障的重要内涵[11]。总的来说，目前学界对国家文化公园在理论层面的战略地位、文化内核及功能作用等方面已初步达成共识，但相关研究的探索尚未深入到具体的功能布局和实践应用层面。本文尝试对主体功能区的概念、内涵进行解读，为后续适配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的识别路径奠定基础。

1.1 主体功能区的概念

主体功能区的概念源自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12]，《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13]将中国国土空间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4类[14]，目的是通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现状资源的综合评价[15]，判断区域土地资源适合的发展态势和功能模式，进而统筹开发与保护2种行为，规范空间资源的利用方式，为政策制定、规划设计、经济投资等决策提供合理依据，是一种战略性的空间布局规划[16]。

1.2 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的内涵

国家文化公园蕴含着主体功能区的内涵，通过现状资源的综合评估来判断适宜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态势，进而实行分区分类管控，是主体功能区划分的基本逻辑，目的是用来指导和约束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利用[7]。吴承忠认为可根据文旅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禀赋2个维度，将国家文化公园沿线划分为4个不同的象限区域，并基于这种划分对不同的资源赋存区域采取差异化发展路径和策略[3]。但与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区不同的是，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重在考察文化资源禀赋，需要从现有文化遗产中识别具有“国家”和“民族”精神内涵的代表性保护资源。《方案》强调要协调推进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对此，毛华松等认为应当按照资源保护、阐释、利用的递进关系加以区分[15]；赵煌则认为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是将保护文物和文化资源作为先决条件的保护型区域，而文旅融合区、传统利用区是在保护的前提下，对改善民众生活发挥作用的开发型区域[8]。不难发现，保护与利用的2条主线贯穿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始终，以保护利用的逻辑区分4类主体功能区，既可以避免建设中出现交叉重叠，又能突显分区管控的差异化。

国家文化公园由国民高度认同、能够代表国家形象和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独一无二的文物和文化资源组成。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是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资源集聚地带，属于保护主导区域。但管控保护区侧重本体保护，而主题展示区是在保护的基础上，注重对主体性资源的阐述展示[15]。与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通过自身文化遗产释放发展动能不同，文旅融合区、传统利用区是利用管控保护区和主题展示区文化资源的辐射效益发挥改善民生、推动产业发展的作用，属于开发主导区域[7]。但文旅融合区重在与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的开发联动，借助辐射效应实现地区发展；而传统利用区则直接建立在文旅融合区外的村、镇、街区等传统生活生产区中，重在传统元素的呈现与活态传承，并且由于该区域通常具有人口稠密、土地权属复杂的特点[9]，不适宜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利用活动(图1)。

2 识别路径

2.1 文化生态双维度耦合

不同于大运河、长城等依托人工实体要素的国家文化公园类型[17]，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依托自然要素——长江水系，以长江文化为主题定位。长江文化源于长江流域的自然地理基础和社会发展历程，由山水、水利、农耕、宗教、饮食、节庆和红色文化等诸多文化类型融合共生而成，蕴含在不同的自然风貌与人文景观中，与生态相生相息，因此无法抛开生态片面地去讨论长江文化。此外，文化与生态也并不是简单的机械组合，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耦合体，如自然优美的生态环境有利于持续发挥文化核心价值，而文化价值的充分释放又有利于生态资源产品的价值转化，相互带来正向反馈；反之，任何一者的退步都将通过耦合作用影响到其他系统。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生态文化耦合的特质由此确定[18]。因此，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的识别需要基于文化生态双耦合的系统思维，综合评估文化和生态2个维度的资源禀赋。

2.2 保护利用双象限评价

主体功能区需要通过对现状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综合评价来匹配适宜的功能模式。由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生态双耦合特性，需要分别评估文化和生态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程度，即保护与利用双象限评价。

在文化方面，所有文化遗产都具有价值，但并非都具有成为国家文化公园核心遗产的资质。赵云等认为国家文化公园的价值载体在空间维度上并非均质分布，而是普遍受到核心遗产价值的标记和导向影响，通过文化价值评估可以反映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价值状况，为划分主体功能分区提供依据[19]；邹统钎等提出应当根据遗产资源的不可替代性程度和人类活动强度来划分功能区[9]。除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外，文化是否能够真实且有生命力地存在于人的社会活动之中，相关文化活动是否能够适应时代需求而发展变化，也是衡量国家文化公园价值载体的重要依据。因此，对文化资源的评估应当在考虑文化核心价值的同时，兼顾不断发展创造的传承能力。本文以文化核心价值反映保护维度，以文化传承能力反映利用维度，利用程度的高值区对应开发主导型区域，保护程度的高值区对应保护主导型区域，当保护与利用2类目标复合在一起时，就会出现利用与保护并重的属性(图2)。

在生态方面，长江承担着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功能。因此，既需要考虑系统对外的输出外溢价值，衡量生态资源的开发潜力，又需要考虑系统面对外界干扰的可承载能力，尽可能将干扰控制在适度范围内，保证生态系统的平稳运行与可持续发展。本文以生态服务价值反映利用维度，以生态承载能力反映保护维度。当生态资源利用价值高时，并不意味着需要重点开发，而是应当优先考察其文化资源价值，突出文化的引领作用。但在保护与利用2类目标复合在一起时，二维交叉部分的保护与利用关系往往会出现冲突，例如高保护-高利用区域，此时要秉持生态为底、保护优先的原则，坚决守住国家生态安全底线(图3)。

2.3 空间功能四分区重构

本文将文化、生态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综合评价结果进行空间叠加，得到16种不同排列组合的空间单元，适配相应的功能模式进行分区重构(图4)。分区重构的基本原则如下：区域的文化、生态资源中，只要有一种资源需要重点保护，那么这一区域均属于管控保护区。Cb、Db 2种组合对应主题展示区，是指文化保护并重、生态宜开发的重点区域；Cd、Dd 2种组合属于生态宜开发、文化重开发的区域，对应文旅融合区，重点利用文物和文化资源的外溢辐射效应；Cc、Dc 2种组合属于生态、文化宜开发区域，对应传统利用区。结合人工方法对结果进行校验与优化，可识别出边界完整、功能对应的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分区。

综上，从文化生态双维度耦合思维出发进行文化、生态的保护与利用双象限评价，通过空间叠加与功能适配完成分区重构，从而构建起“文化生态双维度耦合-保护利用双象限评价-空间功能四分区重构”的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识别路径。

3 实证研究

湖北段位于长江流域的中游区段，因其核心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文化特色，被认为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先行段”，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关注的焦点，因此以湖北段进行实证研究具有代表性。

3.1 研究区域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范围要求综合考虑长江干流和长江经济带区域③，因此本文选取长江流域湖北段的44个行政市县作为研究区域(图5)，以行政边界作为主体功能区的基本单元与边界范围有利于责任落实与实施管理。

3.2 研究方法

参考权威专著、文献和专业网站等进行评价指标的梳理，采用分类比较法和专家咨询法对筛选后的因子进行层级归类，最终形成包括25个指标层的评价体系(表1)。

1)文化核心价值。

文化是由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组成的有机综合体[20]。其中，物质文化是表象层，包括建筑遗产、传统饮食、特色服饰等物质要素，赋存于生态、生产、生活高度复合的物质空间中；非物质文化是核心层，蕴含于手工技艺、节庆活动、民俗传说等非物质要素之中。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紧密相连、互为依存：前者是后者的有形载体，后者是前者的精神映射，二者共同构成文化的核心价值[21]。因此，从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两部分表征文化核心价值。

2)文化传承能力。

文化传承与发展不仅是物质实体意义上的物态保护，更是非物质文化精神的文态传承。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应遵循活态发展的原则，不仅要对物质文化载体进行博物馆式的完整保留，而且要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留有足够的发展空间，使其能够适应时代需要而发展变化。因此，将文化传承能力分为依托博物馆、传承人等文化载体的保护传承能力，以及依托相关文化机构、产品进行发展变化的成果转化能力。

根据联合国千年评估工作组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分类体系，选取供给服务、文化服务和调节服务[22]作为生态服务价值评价的准则层。相较于当量因子评估法[23]，功能价值评估法可以更加客观地反映生态系统在运作过程中所发挥的生态价值[24]，也能从功能角度对生态服务进行更加细致和充分的评价，故采用功能价值评估法进行评价。

4)生态承载能力。

生态学常采用生态足迹模型、生态弹性力、生态承载支撑力等评估生态承载能力。本文以划定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和传统利用4类功能区的用地空间为目的，故选择生态敏感性进行评价[25]。此外，本文认为仅采用生态敏感性反映生态承载力只考虑了人为因素，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生物影响，因此在参考多篇文献[26-28]的基础上，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评价体系。

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到15名规划、地理、风景园林等领域专家的指标权重建议，并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权重。

运用年鉴资料搜集、影像遥感解译、网络数据爬取等方式获取政府官网、社交网络和空间遥感等数据进行指标测算(图6，表2)。

3.3 识别结果

结果显示，4类主体功能区呈现出以提供基础条件的管控保护区为基底、以文化引领的主题展示区为核心、以文旅融合区和传统利用区为外延圈层的空间分布特征(图7)，这一结果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布局模式相符(图8)。

蒙古各部入据河套，长期驻留，并不断叩扰明边，明朝的北部边防始终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这种压力一直持续到隆庆和议才告缓解。在此期间，明朝每年都要征集大批军民进行御战和修筑边墙，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这种持续不断的压力对明代的边地军制产生了很大影响。《明史·兵志》记载：“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10]2235边防主要就是指防御北方蒙古。在保障北方边境安全方面，卫所军曾发挥了很大作用。

3.3.1 管控保护区

管控保护区主要分布在山地、水域密集的西部和中部地区，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分布形态，这类区域中存在3种情况：1)生态敏感性较高，不适宜进行开发建设的地带，如巴东县；2)文化核心价值较高，但文化传承能力较弱，如夷陵区；3)流域水系湖泊。管控保护区内应实施严格的保护措施，同时各市县在规划编制和调整时，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管控保护区的边界范围，与国土空间规划、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等保护规划接轨，与长江岸线保护规划区相衔接，综合细化管控保护范围，在最低限度干预的前提下，实现对长江文化资源的整体性、真实性保护。

3.3.2 主题展示区

主题展示区沿长江水系两侧分散分布，呈现出3种形态特征(图9)：1)依托城镇形成的文化资源富集区，可打造成国家级文物和文化资源的核心主题展示园，成为参观游览和文化体验的主体区；2)依托长江水系形成的文化生态带，有效串联核心展示园，形成汇集自然、历史文化资源的长江文化集中展示带；3)依托外围分散的文化资源形成的特色展示点。由此识别出主题展示区“六园一带多点”的空间结构，运用词云分析工具对主题展示园进行文化主题特征提取，得到六大主题，共同构成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湖北段的文化核心主题展示体系(图10)。在未来的规划编制和调整中，需要对标志性项目和标识系统进行整体阐释，进而打造错位发展的特色文化展示空间，营造具有真实体验感的公共文化场景。

3.3.3 文旅融合区

文旅融合区沿主题展示区外围分布，呈现出围绕主题展示区分布的圈层形态，是承接主题展示区辐射效应的重要功能区。其中，东部与中部地区存在明显差异，其一是因为东部主题展示区核心组团较多，且地势较为平缓，生态敏感性较低，适宜进行开发建设；其二在于武汉大都市的虹吸效应，人口集聚使文化资源向东部地区汇集。在未来规划编制和调整时，需注重优秀文艺作品创作、优质文创产品开发、优美生态环境打造和相关产业系统整合，以文旅融合水平的提升推动地区发展。

3.3.4 传统利用区

传统利用区分布在以主题展示区和文旅融合区为核的外延圈层中，主要集中在中部枝江市、江陵县，以及东部嘉鱼县、新洲区等地区。传统利用区内应限制开发活动的强度，适度发展休闲新业态，延续传统空间格局，注重市政设施的升级改造，改善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4 结束语

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公园建设模式的重要创新，是生态文明建设与文化强国战略的有机结合。而目前主体功能区划定方面存在的识别路径、技术方法模糊不清的问题成为限制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科学推进与稳步实施的难点。

本文为破解这一难题做出探索，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湖北段为例进行实证研究，所得结果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布局模式相符，具有一定的参考性。研究成果旨在构建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识别理论框架，同时为管理者宏观把控资源开发保护、空间结构布局、文旅项目引进等宏观决策提供依据，在政策制定、规划编制、经济投资等实施环节提供指引，并为地市级规划方案及详细设计的深化、细化预留拓展空间。

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绘制。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详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19-12/05/content_5458839.htm。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详见https://www.gov.cn/xinwen/2022-01/03/content_5666221.htm。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长江文化。详见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0/content_6908762.htm。

[1] 龚道德.国家文化公园概念的缘起与特质解读[J].中国园林，2021，37(6)：38-42.

[2] 李飞，邹统钎.论国家文化公园：逻辑、源流、意蕴[J].旅游学刊，2021，36(1)：14-26.

[3] 祁述裕，邹统钎，傅才武，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热中的冷思考：现状、问题及对策[J].探索与争鸣，2022(6)：4.

[4] 梅耀林，姚秀利，刘小钊.文化价值视角下的国家文化公园认知探析：基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实践的思考[J].现代城市研究，2021(7)：7-11.

[5] 戴俊骋.国家文化公园研究的路径分析[J].旅游学刊，2023，38(6)：40-51.

[6] 许立勇，周从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圈层治理研究[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25(5)：76-83.

[7] 李雪，赵云.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研究：以大运河为例[J].中国文化遗产，2021，105(5)：37-43.

[8] 赵煌.在主体功能区视域下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J].学习月刊，2023(2)：47-48.

[9] 邹统钎，韩全，李颖.国家文化公园：理论溯源、现实问题与制度探索[J].东南文化，2022(1)：8-15.

[10] 唐承财，黄梓若，王逸菲，等.文化强国战略下中国国家文化公园研究述评与展望[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3，37(6)：1-10.

[11] 王克岭.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思考[J].企业经济，2021，40(4)：5-12.

[12] 高国力.如何认识我国主体功能区划及其内涵特征[J].中国发展观察，2007，27(3)：23-25.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地区研究所课题组，高国力.我国主体功能区划分及其分类政策初步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07(4)：6-13.

[14] 黄征学，潘彪.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进展、问题及建议[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20，33(4)：4-9.

[15] 毛华松，吴映华夏，王雪纯，等.国家文化公园综述：内涵特征、实践进展与理论探索[J].风景园林，2023，30(2)：57-64.

[16] 李涛，廖和平，潘卓，等.主体功能区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效率评估：以重庆市为例[J].经济地理，2015，35(9)：157-164.

[17] 覃锦旋，王忠君.基于场景理论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游憩机会谱构建：以北京玉河段为例[J].中国园林，2022，38(S2)：135-139.

[18] 王雨阳，李伟红，陈真亮.生态环境与文化遗产协同保护与并重发展原则的逻辑展开及规范表达：基于国家公园和国家文化公园的双重观察[J].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22，43(3)：33-43.

[19] 赵云，赵荣.中国国家文化公园价值研究：实现过程与评估框架[J].东南文化，2020(4)：6-12.

[20] 黄震方，黄睿.城镇化与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村文化研究：学术争鸣与研究方向[J].地理研究，2018，37(2)：233-249.

[21] 何艳冰，张彤，熊冬梅.传统村落文化价值评价及差异化振兴路径：以河南省焦作市为例[J].经济地理，2020，40(10)：230-239.

[22] 赖敏，吴绍洪，戴尔阜，等.三江源区生态系统服务间接使用价值评估[J].自然资源学报，2013，28(1)：38-50.

[23] 李鲁冰，林文鹏，任晨阳，等.两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的比较研究：以环杭州湾地区为例[J].水土保持研究，2022，29(3)：228-234.

[24] 薛明皋，邢路，王晓艳.中国土地生态系统服务当量因子空间修正及价值评估[J].中国土地科学，2018，32(9)：81-88.

[25] 高洁宇.基于生态敏感性的城市土地承载力评估[J].城市规划，2013，37(3)：39-42.

[26] 张绪良，张朝晖，苏蔚潇.黄河三角洲海岸带生态承载力综合评价[J].安全与环境学报，2015，15(6)：364-369.

[27] 叶文，王会肖，许新宜，等.资源环境承载力定量分析：以秦巴山水源涵养区为例[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15，23(8)：1061-1072.

[28] 杨志峰，隋欣.基于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承载力评价[J].环境科学学报，2005(5)：586-594.

[29] 杨朝晖，王浩，褚俊英，等.海河流域生态系统价值评估与空间特征[J].水利学报，2010，41(9)：1121-1127.

[30] 薛达元，包浩生，李文华.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间接经济价值评估[J].中国环境科学，1999，19(3)：247-252.

[31] 王玉婷，王书建，张洵赫，等.生态系统服务视角下的景观美学研究进展[J].生态科学，2022，41(1)：262-272.

[32] 李秀珍，布仁仓，常禹，等.景观格局指标对不同景观格局的反应[J].生态学报，2004(1)：123-134.

[33] 廖文婷，邓红兵，李若男，等.长江流域生态系统水文调节服务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子流域尺度分析[J].生态学报，2018，38(2)：412-420.

[34] Renard K G,Foster G R,Weesies G A,et al.Predicting Soil Erosion by Water: A Guide to Conservation Planning with the Revised Universal Soil Loss Equation[M].Washington,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1992: 1-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