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化之光照亮中华文明进程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其文明发源地不仅有黄河流域，而且还有长江流域等。长江，作为中国第一大河，见证了中国百万年人类史、1 万年文化史和5000 年文明史的发展历程。长江文化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明显区域特色，集多样性和丰富性于一体。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长江流域的山山水水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在历史的长河中相互交流、碰撞、融合，共同书写了中华文明的辉煌篇章。然而，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人们还只习惯于将黄河作为中华文明唯一的发源地。之所以如此，这与黄河流域长期是中国正统王朝政治中心所在地有着密切关系，由此形成了中原正统观和黄河文化中心论，这自有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以及实践逻辑。随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长江流域一系列史前文明遗址相继被发掘，中华文明“满天星斗”说逐渐成为学界共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形成了科学的结论，大量事实充分证实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性。要深入系统研究长江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难度非常大，本文只是希望借助于考古学、历史学和文化学等多学科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就相关问题略作一些思考。

一、从农业革命到城市革命——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长江流域何以成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这与长江流域是农业革命与城市革命的发源地有着直接关系。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其关键原因就在于农业革命与城市革命的推动。

早期人类经历漫长的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直到距今五六千年前才从野蛮时代进入到文明时代。人类文明从兴起到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所有文明的起源都必须以农业革命为基础。在以旧石器为主的野蛮时代，人类经济以采集狩猎为基础，生存资料的获取难以得到保障，人们居无定所，经常随气候和食物变化而迁徙。

而改变人类这一切的就是农业革命。大约在距今约1 万年前后的全新世早期，部分地区的人类从注意观察到逐渐熟悉，并最终掌握某些植物的生长规律，相继对野生小麦、水稻、粟等粮食作物进行驯化种植，对野生的猪、马、牛、羊等动物和鹅、鸡等禽鸟进行驯化。粮食作物的驯化和种植、动物家禽的驯化和养育，标志着农业革命的发生，并对人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使人类逐渐摆脱了对大自然的依赖，从单纯的食物采集者或狩猎者变成了食物的生产者，出现了定期的有规律的农业生产或畜牧活动。其次，人类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居无定所向定居方式转变，并从分散的小群体生活向集中的大群体生活方式转变。农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生产力的一次飞跃，不仅带来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也推动了人类从无社会组织的状态向有社会组织的状态变迁，并为其后早期文明的兴起与形成奠定了基础。

位于亚洲东部的中国为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水稻、粟、黍等农作物的驯化、种植，就是中国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之一。在距今1 万年左右至5000 年前，中国形成了以黄河流域为主的粟黍旱作农业区，以长江流域为主的稻作农业区。

长江流域位于北纬30 °左右（北纬24 ° 30′—35 ° 45′之间），具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长江流域跨越中国地势三大阶梯，整体呈西高东低的特征。长江流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湿，雨量充沛；河流众多，湖泊密布，有丰富的水源供给；土壤肥沃，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平原，土壤有机质含量高，非常适合水稻生长；地形多样，包括平原、丘陵和山地，为水稻种植提供了多样化的种植环境；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优越，生物多样性丰富，有利于维持生态平衡，减少病虫害，保障水稻的稳产和高产。长江流域正是由于有着多样的优越条件，从而成为世界水稻的发源地。“据世界遗传学研究的结果表明，水稻（粳稻）最早起源于中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①另外，大量考古学发掘也以实物充分证明在距今1 万年至8 千年前，长江流域的先民已经对水稻完成了驯化。“据Silva 等（2015）统计,世界各地已发现的涉及亚洲栽培稻的水稻遗址共有470 多处, 其中约1/3 分布在中国。Gong 等（2007）认为中国共有280 处水稻文物遗址。”②“在中国，早于8000 年的水稻遗址共有16 处，除了广东的牛栏洞遗址和河南的贾湖遗址外，其余14 处遗址全部位于长江流域，其中包括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三个水稻遗址，即江西省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湖南省道县的玉蟾岩遗址。这三处遗址都处于长江中游，均是洞穴遗址，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过渡时期（距今约1.3 万—1.1 万年）。”③考古学家在距今1.1 万—0.9万年的上山遗址“出土了几十粒炭化稻米和少量稻穗基盘，”“这些水稻遗存从稻谷的大小、小穗基盘的形态和植硅石类型上来看，属于早期的栽培稻。”④

距今5500—4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后期，考古学家在长江流域发现的水稻考古遗址数量剧增：一是发现了分布异常密集的长江下游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遗址；二是在长江中游地区发现了大量屈家岭文化时期和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稻作遗址群；三是在长江上游还发现了宝墩文化时期的水稻考古遗址。可以说，此一时期长江上、中、下游的稻作农业已经较为普遍而且规模较大。此一时期还出现了水稻从长江流域向外辐射与传播，“淮河流域、黄河流域甚至更北地区也涌现出大量的水稻遗址。”⑤大量稻作遗址的发现表明新石器后期长江流域稻作农业生产体系已经得到较大发展。

长江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多个地区拥有肥沃的土地和充足的水资源，非常适合稻作农业生产，这些地区的早期居民在距今1 万年前左右就开始栽培水稻，并在其后数千年间不断改进耕种技术，除了灌溉系统的建立外，人们发明了各种农业工具和器械，如木耜、木耒、石镰、石斧等，这些工具的使用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也为后来工具的变革奠定了基础。长江流域以水稻栽种为主的农业革命出现产生了深远影响。“水稻驯化及稻作农业为长江文明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也是长江文明为人类做出的巨大的开创性贡献。”⑥水稻种植和家畜家禽养殖使长江流域的早期先民的食物得到一定的保障，并使人的寿命得以延长，也为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长江流域大量考古遗址的发现表明，无论是良渚文化时期，还是屈家岭文化时期和宝墩文化时期，长江流域的先民已经开始出现从分散的小规模族群聚居向规模更大的部落聚居转变。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农业革命出现使长江流域社会分工成为可能，一部分人可以从事农业以外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如陶器、玉器等手工业生产，或宗教祭祀活动等。随着经济的稳定和物质生活的改善，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文化和艺术活动，由此也促进了文字、宗教、艺术和建筑的发展。此外，农业革命也促进了长江流域各地区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发展，人类为了管理土地、水资源和解决社会矛盾，逐渐形成了各种政治组织和法律规范。上述现象在彭头山文化遗址、上山文化遗址以及良渚文化遗址、屈家岭文化遗址、宝墩文化遗址等都可以找到相关实物证据。

从农业革命到城市革命，其间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考古学家王巍认为，中华文明从1 万年前开始奠基，从8 千年前开始起源，6 千年前出现加速发展，5 千年前则进入文明阶段。农业革命就是文明的奠基阶段，而与文明相关联的则是城市革命。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是人类文明的主要载体。城市的形成是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使人类社会从无城市时代进入有城市时代，由此产生划时代变迁。

“城市革命”是一个考古学和人类学术语，由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提出，并由后来的学者进一步发展。这个概念用来描述人类社会从以农业为主的分散村落生活向城市化、复杂社会结构转变的过程。城市革命通常被认为是随着农业革命的发展而逐渐发生的，而剩余粮食的出现是城市革命的必备条件，只有农业革命才能够提供足够的剩余食物，才能使人口可以聚居在永久性的定居点，并最终发展成为城市。

城市革命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城市的形成，这些城市与早期村落聚落相比，不仅是人口密集的居住地，也是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二是社会分层出现，随着城市的形成，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化，原始社会部落解体，城市出现了不同社会阶层和职业分工，以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别。三是政治和宗教权威的出现，城市革命时期出现了较部落首领更加正式的政治和宗教权威，以及相应的法律和秩序体系。四是经济出现专业化分工，由于农业生产的增加和剩余产品出现，交换产生，促进了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五是文字的形成与发展，为了管理日益复杂的社会和经济活动，城市革命时期的人类社会开始发展文字和记录系统。六是城市革命推动建筑和艺术的发展，随着城市的出现，人类社会开始建造永久性的建筑，如宫殿、寺庙等公共设施，建造永久性的住房，并发展了各种建筑艺术形式。城市革命通常被认为是在公元前4000 年左右至2000 年左右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与最早的城市文明的出现相吻合，如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埃及尼罗河流域的孟菲斯，印度河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黄河流域的石峁古城、陶寺古城、二里头古城，长江流域的城头山古城、盘龙古城、良渚古城、宝墩古城等。这些地区的人类社会开始建立城市，并逐渐形成了早期的国家。城市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人类从简单的农业社会向复杂的城乡并存的社会结构的过渡，并开始进入到文明时代。

长江流域既是农业革命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城市革命的重要发源地。长江下游地区，尤其是太湖流域是中国最早出现农业耕作的地区之一。随着农业的发展，人口逐渐增长，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聚落。相关研究表明，长江下游“马家洪时期、祛泽时期、良渚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和‘文化遗存’构成了长江下游庞大而复杂的文化体系。”⑦距今5000多年前，长江下游已经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与社会分层，不仅出现了密集的聚落群，而且还出现了中心聚落和规模较大的古城，也出现了礼仪用器与礼仪制度，出现了掌控王权与祭祀礼仪权的最高权力者，这些“构成了长江下游古国文明的基本要素。在古国文明的基本要素中，王权与祭祀权是最重要的维系社会秩序的公共权力。”“古国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⑧从崧泽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良渚文化是长江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是长江下游地区一个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代表了良渚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300 年至公元前2200 年）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和城市规划水平。良渚古城遗址相比史前时期的大多数古城具有如下一些特点。一是规模宏大，良渚古城遗址总面积约为290 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史前城市遗址之一。古城遗址包括城市主体、外围水利系统、墓葬区、宫殿区等多个部分。二是城市规划完整，良渚古城遗址显示出当时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城市规划能力，城市主体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外城之间有沟渠环绕，形成了严密的城市防御体系。城市内部有宫殿区、住宅区、手工业区等不同功能区域，这些遗址显示了当时的城市规划、建筑技术和社会组织水平。三是具有大型水利工程，古城遗址外围的水利系统是良渚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水利工程包括沟渠、坝堰等，不仅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还起到了防洪和排涝的作用，反映了良渚人高超的水利管理能力。四是社会结构复杂化，良渚古城遗址的墓葬区和贵族墓葬群表明当时已经存在着明显的社会阶层分化，出现了凌驾于一般民众之上的王族和贵族阶层。良渚古城遗址的规模和城市规划水平表明当时已经存在着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五是手工业出现明显的分工，其工艺技术已经相当发达，出土的玉器、陶器、石器等遗物反映了良渚文化的繁荣和对外交流的广泛。良渚文化时期，城市聚落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还有手工业、贸易等活动。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聚落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社会和经济联系，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网络体系。良渚文化的玉器、陶器等工艺品在整个长江流域都有分布，反映了当时长江下游地区与外部地区有着一定的贸易活动和文化交流。

长江中游地区的历史文化也十分悠久，新石器时期长江中游文化主要分为三个系统：一是西南部的大溪文化系统，二是东部的屈家岭文化系统，三是西北部的后冈一期文化系统。⑨长江中游不仅是农业革命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城市革命的所在地。“长江中游中心区域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址，分别为西南部大溪文化系统的澧县城头山和东部屈家岭文化系统的天门龙嘴。”⑩“城头山古城”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最早古城，“第一期城墙筑造于大溪文化一期，为距今6000 年以前,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城墙。下层水稻田的年代距今约6500—6300 年。祭坛的时代为距今6000—5800 年左右。”⑪位于长江中游今湖北省天门市的石家河古城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⑫盘龙城是商代时期长江中游的一座重要城市，是由商人南下在今武汉附近建立的一座军事功能突出的城市，该城“南扼长江，西控汉水的咽喉之地。”⑬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长江中游发现了17座规模不等的早期古城⑭， 这些古城遗址的发现展示了长江中游地区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地区的生业经济以稻作农业为主，采集和狩猎也是重要的生计活动。聚落形态以环壕土围的古城聚落为主，具有防御功能，反映了聚落内社会权力的出现。墓葬和随葬品的发现也表明了对权力和等级的重视。长江中游地区大量古城和中心聚落的营建反映了此一时期该区域已经在城市革命的推动下迈入了文明的门槛，并超越了方国（酋邦）阶段，进入了王国文明阶段。

长江上游地包括江源水系、通天河、金沙江、川江，及支流岷江、雅砻江等，跨越中国地形的第一级阶梯和第二阶梯，流经今西藏、云南、四川、重庆等省区，长江上游江源水系、通天河、金沙江等河流多呈高山峡谷区的河流形态，水流湍急，气候寒冷干旱，人烟稀少，近代以前几乎没有发展出一座比较大的城市。岷江、嘉陵江、川江干流、乌江和汉江上游地区处于第二级阶梯，流经此阶梯的河流，除成都平原等地区外，多流经中低山脉峡谷地区，水流湍急，城市多位于峡谷之中的平坦地带，由于平地面积有限，难以发展成为较大的城市，故而长江上游早期城市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四川盆地土壤肥沃，北有秦岭阻挡寒流，西有横断山脉护佑，南有云贵高原，而东南海洋季风可直接进入，因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无霜期较长，全年达300 多天，十分有利于农作物生长，自古农业发达，人口众多，城镇分布密集，诞生了历史文化名城成都。该地区很早就有人类活动，考古学家发现了220 万年前的巫山人，20 多万年前的坛罐山遗址，4 万多年前的资阳人等，这里的地理环境也非常适合农业发展，并出现了早期的农业定居生活。随着农业的发展，人口逐渐增长，四川盆地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聚落。到了新石器时代，长江上游地区的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距今4500 年至3800 年前，成都平原出现了以宝墩古城为代表的史前城址群，被统称为宝墩文化。宝墩古城是一座重城格局的大型聚落，总面积达276 万平方米，在中国早期古城中其面积排名第四位。“宝墩古城的出现，足以证明4500 年前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这么大的工程，需要有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修建，需要有组织的管理，这些都不是部落联盟能够办得到的，应该是早期国家才能够办得到的。宝墩的功能分区、大型建筑、双重城市、中心城区，都足以证明4500 年前的成都平原已经见到了文明的曙光。”⑮宝墩文化古城址群的发现表明，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的文明起源地之一。

三星堆文化是宝墩文化之后长江上游出现的又一种独特文化，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四川省广汉市附近。这个遗址群包括多个不同功能的区域，如祭祀区、居住区和手工业区。三星堆遗址出土了规模巨大、功能分区完备的古城，并出土了数量甚多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等遗物，表明当时高度发达的工艺技术和复杂的社会组织。三星堆文化以其独特的青铜器而闻名，青铜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系列青铜雕塑，包括人像、头像、神像和动物形象。这些雕塑工艺精湛，风格独特，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青铜器风格迥异。其中，最著名的青铜神树和巨大的青铜立人像展示了高超的铸造技术和丰富的想象力。从出土的青铜器和其他文物来看，三星堆文化有着复杂的宗教和祭祀仪式。这些仪式可能涉及到对祖先的崇拜、自然神力的敬畏以及对死者的祭祀。三星堆青铜器显示了高度发达的铸造技术，包括铸造、雕刻、镶嵌等多种工艺。这些技术的应用表明，三星堆文化在青铜器制作方面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三星堆青铜器中的一些元素，如眼睛的形状和装饰图案，与中亚、南亚甚至中东地区的文化有着相似之处，这表明三星堆文化可能与其他文明有着广泛的交流和联系。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反映出当时社会有着明确的社会等级和分工。出土的青铜礼器和武器表明社会上层阶级的存在，以及对军事力量的重视。三星堆文化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理解，揭示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也引发了对古代四川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关系的深入思考。

综上所述，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都相继经历了农业革命，并在农业革命的推动下，出现了城市革命，由此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兴起、形成与发展。史前时期，长江文化不断演变和发展，充分反映了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多元一体性，而长江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也是中华文明原生性的重要体现。

二、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互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表现

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演变的进程中，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及其他区文化一直有着十分密切的交流与融合。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各有其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也各有其文化发展渊源和体系。然而，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虽然在地理空间上有隔离，文化体系和内容上存在差异，但是两大文化体系之间从来都不是隔绝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主体，并在此后从未中断过文化的交流、延续、更新与发展。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性。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统一国家，并形成了天下国家体系和礼乐制度，从诸夏到华夏，黄河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以天下国家之国家观和礼乐制度为核心的华夏政治文明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将长江文化也纳入到华夏文明体系之中，使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变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在中华文明兴起、形成进程中，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有着多方面的交流与融合，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底色

在漫长的史前和先秦时期，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各地文化之间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并与黄河文化发生了十分密切的联系，两大流域内外不同文化的碰撞融合，在长江流域培育了以巴蜀文化、楚文化、吴文化为代表的灿烂的早期长江文明。

先秦时期，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通过人员流动、战争、商业贸易等进行了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

一是农作物种植和农业技术等方面的交流和影响。黄河流域的农业以旱作农业为主，主要作物是粟和黍。黄河文明的农业技术在新石器时代取得了显著进步，尤其是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出现了对土地的深耕和灌溉。长江流域则以稻作农业为主，其农业技术的发展与稻作农业紧密相关。长江流域的水稻种植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了较为成熟的水稻种植技术和较高的产量。此外，长江流域还种植了其他作物，如豆类和蔬菜，体现了农业的多样性和先进性。随着人群的迁移和文化的交流，长江流域的水稻种植技术向北传播到黄河流域，考古工作者在黄河流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稻作遗址。与此同时，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技术也传入长江流域，在岷江上游营盘山遗址、成都平原桂圆桥遗址、宝墩文化遗址都发现了数量巨大的碳化了的粟、黍等旱作粮食。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农业的发展相互影响，为后来中华农业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是在物质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影响。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在陶器和玉器加工技术等方面也有着显著的交流和影响。例如，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技术，不仅在黄河流域内部传播，也影响到了长江流域的文化，如大溪文化就深受仰韶文化的影响。岷江上游的营盘山文化也有着十分明显的马家窑文化和仰韶文化印迹⑯。两大流域在玉器文化方面的交流更为明显。黄河流域的玉器文化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其中最著名的是红山文化和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的玉器以精美的玉猪龙、玉璧和玉勾等为代表，显示了高度发达的玉器加工技术。龙山文化的玉器则更加多样化，包括玉刀、玉斧等实用器和玉璧、玉琮等礼器。长江流域的玉器文化同样源远流长，以良渚文化最为著名。良渚文化的玉器加工技术非常高超，尤其以玉琮、玉璧、玉钺和玉璜等礼器为典型。良渚文化的玉琮上常见的神人兽面纹，展示了其独特的宗教和艺术特征⑰。两个流域的玉器加工技术和玉石文化的交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技术和风格的传播。随着文化的交流和人群的迁移，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玉器加工技术在两地之间传播。例如，良渚的玉琮的形状和装饰风格传入到黄河流域，而红山文化的玉器也在长江流域出现，显示了两大流域玉器制作技术和风格的相互影响。其二，原料的交流。玉石原料的分布可能促进了两个流域之间的贸易和交流。黄河流域或长江流域的玉石原料可能被运到其他地区进行加工，从而促进了文化和技术的交流⑱。其三，宗教和仪式活动的影响。玉器在史前时期的宗教仪式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宗教仪式活动的交流，相关的玉器和玉石文化也可能在两个流域之间传播。此外，由于玉器在史前社会中不仅是装饰品，还是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因此黄河与长江流域的统治者和精英阶层有可能通过交换或赠予玉器来加强彼此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玉器加工和玉文化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史前时期有着深入的交流和相互影响。

随着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从新石器时代向金属时代转型，两大流域之间在青铜文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更加深刻。这一时期，两个流域的青铜文化不仅各自发展，而且在技术、艺术、社会结构等方面有着广泛的交流和融合。黄河流域的青铜文化以商周时期的礼器、兵器和日常用品为主，如鼎、簋、剑、矛等。这些青铜器不仅展示了精湛的铸造技术，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黄河流域的青铜文化对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表现在制作技术和艺术风格上。例如，三星堆的铜尊、铜罍等器物在铸造方法和器形上与中原相近，展现了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原青铜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三星堆青铜铸造技术和工艺的进步，三星大型青铜立人、铜兽驮跪坐人顶尊铜像、青铜摇钱树等都展示了高超的技术和艺术想象力和审美能力的提升。黄河流域青铜文化与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交流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是在思想文化非物质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影响。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交往交流不仅限于技术和艺术的层面，还深入到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和思想文化等多个方面。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宗教信仰、哲学思想和道德观念等随着人员的流动和文化的交流而相互影响。例如，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黄河流域的形成和发展，随着文化交流传播到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如兴起于黄河流域的道家思想也对长江上游的成都地区影响巨大，长江上游的古蜀文化就具有十分突出的道家文化元素，正因为如此，成都在其后成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重要发源地。而长江流域的宗教文化和哲学思想也同样传播到北方地区。早在史前时期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的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也存在着交流和相互影响。例如，良渚文化和仰韶文化中都发现了与宗教仪式和祖先崇拜相关的遗迹和遗物，表明在这些方面有着共同的文化特征。

虽然史前时期的语言和文字交流不易考证，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的语言和文字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也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中国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化体系。据文献记载，炎黄时期和大禹时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族群之间因战争和商业贸易等也促进了人口迁移和文化交流，不同地区的语言可能发生了融合和影响，不同流域的人群在相互接触中学会了对方的语言或词汇，导致语言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国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化体系。从现有的考古发掘来看，史前时期不同区域的文字多为象形文字或简单的符号文字，如长江上游巴蜀地区发现了多达数百个文字符号。随着文化的交流，这些文字和符号在不同的文化中得到传播和发展。商代时期黄河流域甲骨文的出现可能受到了多种文化的影响，除了黄河流域本身，也可能受到长江文化的影响。商周以后以黄河为核心地区的所形成的汉字文化体系，也逐渐从黄河流域的中原核心区向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传播。长期的文化交流促进了长江和黄河及其他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的融合发展。这种融合发展不仅体现在血缘和族群上，还体现在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念上。

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初期，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为主的多区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多元发展。从诸夏到华夏，从以夏化夷到中华文化共同体，长期的文化融合发展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使中华文明既能够在形成统一的文化认同基础上，又能够保持不同区域的文化特色、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语言风俗。这种统一性和多样性正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体现，也是中华文明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秦汉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建立后，长江文化的持续演进推动了中华文明的整体发展

秦汉时期，中国实现了大一统，建立了多民族国家，这为长江流域和其他区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基础。随着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建立，长江文化也得到大发展。

首先，长江流域纳入到秦汉统一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推行统一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秦汉王朝在长江流域设立了众多郡县。秦统一六国后，全国共设置36 郡，随着秦朝疆域的不断扩大，后增至40 余郡，郡下设县，形成层级管理体系。据统计，秦朝大约有八九百个县。长江沿岸共有10 余座郡城，上百个县城，约占全国郡城总数的25%。郡县制城市等级体系的构建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使地方政治更加稳定。

其次，在统一国家政权管理下，跨区域之间的水陆交通得到建设，经济壁垒由此破除，人口迁移与文化传播也变得较为自由，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到长江流域，带来了北方的先进农耕技术和文化，促进了南方地区的文化发展，同时也改变了当地的文化面貌，同时也促进了经济发展。如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就是在秦统一巴蜀后，从北方迁来了大量人口；秦统一六国后，又从六国迁移了不少人口至巴蜀地区，如著名的卓文君家族就是从北方赵国迁至邛崃。北方移民带来了新的技术和观念，对长江流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秦国蜀守李冰来成都后，就亲自主持了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建设，从而使成都平原的农业生产得到极大提升，成都平原成为天下粮仓，时人称为天府之国。长江流域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如成都的织锦、造车、造船、铁器生产等成为影响全国的重要产业，并促进了城市化进程，成都在汉代发展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五大经济都市之一。西汉元始二年，成都有76256户，如果以每户5 人计算至少应在30 万人以上。西汉时期，以成都为中心的南方丝绸之路出现很大发展，成都成为西南的经济、文化中心。“于是乎金城石郭，兼匝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⑲两汉时期，因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修建，成都平原农业发展，商业繁荣，可与关中平原媲美，成为两汉时期全国又一个经济发达之区。

长江上游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崛起为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促进了文化融合和创新。如汉武帝时期北方丝绸之路兴起，开通了中国与西亚、中亚和欧洲的经济、文化交往联系，而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丝绸则主要来自于成都生产的蜀锦，近数十年在丝绸之路沿线考古发现的丝绸遗物主要是蜀锦。蜀锦在汉代成为上至皇室，下至达官贵人最喜爱的服饰原料，号称寸锦寸金。汉代成都的文化教育也十分发达，尤其是文学艺术高度繁荣，涌现出多个文学宗师，如汉赋四大家中司马相如、扬雄和王褒三位都是蜀郡人，而成都的严君平也是汉代著名思想家，影响十分巨大。

秦汉时期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建立，推动中华文明进入一个发展高峰。但是中华文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其发展进程中也历经诸多磨难。东汉末年至北周，唐朝末年至五代时期，北宋末年至元代，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黄河流域多次出现大规模战乱，由此导致大分裂大动荡，黄河文明遭到严重破坏，但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疆域辽阔，当黄河文明遭到严重破坏之际，长江流域接替黄河流域成为中华文明新的增长点，随着我国经济和人口重心南移，长江流域城市和文化出现新的发展，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在长江流域得到生动体现。

东汉末年，中国出现政治动乱，随之而来的是三国鼎立时期。西晋实现短暂统一后，就出现了长达百余年的“五胡乱华”。西晋永嘉元年中国出现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即“永嘉南迁”。此后百余年间，相继有上百万人从黄河流域迁往长江流域和南方各地，由此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大发展。“永嘉南迁”的直接结果不仅在于南北分裂政权的出现，更在于绵延一个半世纪的大规模从北向南出现的移民潮，由此改变了中国古代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总格局。从永嘉五年到南朝宋元嘉年间，大规模的移民高潮就有4 次，中原人士，避乱江南者，至于十之六七⑳。南迁人数估计可能超过200万。大量黄河流域的社会精英向南迁移，促进了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永嘉南迁”后，东晋南朝依托长江而立国，带来了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深层次变动㉑。

东晋南朝时期，随着长江流域经济的持续开发，一大批商业城市出现。《宋书》记载： “今商旅转繁，游食转众，耕夫日少，纾轴日空”。㉒建康作为东晋、宋、齐、梁、陈五朝政权的都城，在政治中心优先发展规律的作用下，成为当时南方最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建康实录》记载：建康城周约20 里，城区有四个大市场，商贾云集。“建康大市，孙权所立；建康东市，同时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 场市，隆安中发乐营人交易，因成市也。”㉓梁朝时期，建康城市有更大发展，城周长达40 余里，城中有居民28 万户，140万人。《隋书》记载：“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宫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㉔此外，长江流域的广陵、京口、吴郡、会稽、山阴、襄阳、江陵、泸州、成都等均系规模较大、经济发达的工商业城市。

东晋和宋、齐、梁、陈等王朝，在长江流域建立政权历时近300 年，这些王朝的都城皆在建康，统治区域也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主，由此促进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的开发和手工业、商业的大发展，人口也大幅增加，“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㉕“荆州城跨南楚之富，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㉖除了长江干流以外，长江各主要支流岷江、汉江、赣江、湘江的城市和经济也得到较大发展，除建康、扬州、成都等外，豫章、吴郡、夏口、浔阳等城市相继兴起。位于长江上游的成都在两汉时就是全国性工商城市，东晋南北朝时期因较少战乱，成为乱世乐土，大量北方人口迁移至此，西南各民族也多与成都有着密切的商贸联系，随着“河南道”的开通，成为丝绸之路南延线，西域和黄河中上游的商人多经凉州、甘南、黄河第一湾，进入岷江河谷，至成都进行商业贸易。“河南道”在南北朝时期还成为佛教从黄河流域向南方传播的重要通道，成都成为南方佛教文化传播中心之一㉗。汉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南北水上交通干线之一，也是沟通长江流域和关中地区的重要通道，在大运河开凿之前，长安和洛阳等统治中心所需粮食给养，多取道汉江水运运输。襄阳、南阳等城市有赖于汉江和唐河航运之利成为通都大邑。

隋唐时期结束了从东汉末开始长达400 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长江流域得到持续开发，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交融加强。隋大业四年，南北大运河开通；两年之后江南运河开通，沟通了长江与钱塘江水系，沿岸城市如镇江、常州、苏州、无锡、嘉兴和杭州等城市因运河的修建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特别是扬州在长江沿岸城市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成为长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之一。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京口和江都，运河和淮河交汇处的楚州，运河与黄河交汇处的汴州等都成为经济繁荣的都会，淮安、扬州、苏州和杭州当时被并称为南方四大都市㉘。

唐代经济、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城市数量增多，分布更广，尤其是南方城市得到较快发展。唐朝先后新增设140 余个城镇，其中有105个位于东南和西南地区，长江干流地区东南侧新设县城达60 个，位于西南地区的新设县城达45 个㉙。长江下游和上游分别形成了两个重要经济中心，时人称之为“扬一益二”。唐天宝十四年，黄河流域发生“安史之乱”，其后又出现藩镇割据。在北方社会大动乱的背景下，黄河流域的社会精英、普通民众，以及大量财富再次出现大规模南迁，分别流向长江上、中、下游各地区。如苏州治所吴县是江南人口较多的望县，肃宗上元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来自北方㉚。长江中游荆襄地区也是北方移民较多的一个区域，唐末五代时期，“荆南井邑，十倍其初”。㉛长江流域城市成为北方官商文人的主要居住地，而大量北方农业人口迁至长江流域后，对长江流域的荒地进行大规模开垦，“新建圩垸及塘堰，其中以成都、常德、南昌、镇江一带最为发达。”㉜可见，隋唐时期，长江沿岸不仅城市数量增多，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大，足以和北方城市相媲美。

北宋建立后，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完成了对中国的局部统一，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趋于稳定。北宋建立后，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改革，北宋经济和文化出现了新的大发展。然而，北宋靖康二年发生“靖康之变”，中国历史再现黄河流域人口大规模南迁的现象。“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㉝“士大夫皆避地。”“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继”。㉞高宗“令有司具舟常、润，迎济衣冠、军民家属”。㉟北人南迁潮持续了数十年，致使江浙、湖湘、闽广等地城市“西北流寓之人遍满”。㊱南宋时期，黄河流域迭遭战祸，经济停滞，文化衰退。而长江流域因相对和平安宁，经济和文化都得到进一步发展。学界普遍认为，在10 世纪后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发展水平已超过黄河流域，成为中国新的经济重心和文化中心所在。长江流域城市普遍得到发展，除了临安兴起发展成为超大城市外，还有苏州、仪征、淮安、池州、鄂州、夔州、嘉州等临江港口城市也开始兴起。㊲

宋代城市发展还突出表现为市镇的发展。唐以后南方城乡经济的发展和水陆交通运输的开发推动了位于城乡之间的市镇得到发展，并向城镇转变。杭州附近即有15 个市镇，建康附近有30 余个市镇。北宋神宗时期全国共有大约1800 个市镇，其中约有1300 多个分布在南方，占比高达72.2% ㊳。由此可见，两宋时期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流域是城市和市镇分布的密集区域。

明朝建立后，南京成为都城，长江下游第一次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虽然不久首都再次北迁，但南方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地位已完全确立。

明清时期，长江下游江南地区的城镇和乡村得较大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区，苏州、杭州、江宁等城市规模达数十万人，尤其是苏州有“东南都会”之称，是江南地区最繁华的城市。“长江下游形成以苏州为中心，长江与南北大运河，以及长江三角洲水网通联的长江下游航运干线。”㊴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大米贸易和运输都以苏州为中心，“数十年来，大都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㊵川湘地区的大米也是沿长江、运河等运输线，“多是运到苏州枫桥”，而后经运河、内河转运上海及江、浙各地。㊶而上海仅是以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下游贸易圈的一个转运点。“长江三角洲的内河航运网络以苏州为中心，上海的内河帆船业，也以苏州为目的港。”㊷由此可见，在农业时代晚期，长江流域城市的发展已经远超黄河流域，兴起了上百个城市。据笔者研究，晚清时期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沿岸的城市达210 个，其中有省会城市7 个，府级以上的城市40 余个㊸。

三、近代长江城市的崛起与中华文明的曲折发展

从内陆农业经济时代向海洋工业经济时代转型，然后再向陆海经济联动时代演变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规律㊹。在内陆农业经济时代向海洋工业经济时代转型过程中，农业区位决定城市兴起发展定律的作用逐渐弱化，而工业区位和陆海交通枢纽区位定律则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正是在全球海洋工业经济兴起的背景下，长江流域的地理区位发生重要变化，长江在中国和世界的地位得到提升。

长江贯穿中国东、中、西部，其出海口位于中国海岸线的中心点。长江三角洲地处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东沿，在农业时代因远离政治中心和海洋经济还未发展起来，故处于农业文明的边缘，城市文明兴起较晚。明清以后，上海作为万里长江与东部海岸线的交汇点，通江达海，对内向西溯江而上连接东、中、西部数省，向北与华北诸多省份相连，海船沿海岸线可直抵天津；向南则与华南各地交通，经浙闽海域，穿台湾海峡，直通广州，并可南达东南亚诸国。随着海洋工业经济兴起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用武力将中国强制性地纳入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和海洋工业经济体系，上海的区位地理的优越性和优良港口条件得到空前显现，上海从中国农业时代的边缘城市转而成为海洋工业时代全球海洋工业经济产业链中亚洲的交通枢纽、贸易中心、工业中心和金融中心。上海的开放也带来长江流域城市与世界海洋经济的联系。近代以来长江拥有无比优越的条件与海洋工业经济发生直接的密切联系，也正是因为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不仅上海成为中国与世界海洋工业连接的枢纽，而且也推动了长江流域城市的整体崛起。从19 世纪末至20 世纪中期，长江流域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以沿岸城市为节点的长江城市体系，南京、扬州、九江、汉口、宜昌、万县、重庆、宜宾、成都等城市均被纳入这一体系之中。近代长江城市群的崛起对中华现代文明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

（一）长江城市的崛起推动了中国经济现代化

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等城市成为近代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它们的工业、贸易、金融业的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奠定了基础。1870 年，上海占中国对外贸易的63.6%，广州为13.4%，天津为1.5%，其他城市为19.8%㊺。1933年，上海出口总额315758208 元，占全国51.57%；进口总额736219840 元，占全国54.17%㊻。1933 年，上海共有工厂数3485 家，在全国主要的12 个工业城市中占比达36% ㊼。1933 年，上海工业生产总值727725779 元，在全国主要的12 个工业城市中占比高达66% ㊽。1936 年，全国银行、钱庄、信托公司的资本、公积、存款和兑换券四项可运用的资本合计为683920 万元，上海一埠就有327191 万元，占比达47.8% ㊾。

（二）长江城市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晚清以后，中国相继兴起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这些运动大都是依托长江流域城市来推进，尤其是上海、武汉、重庆、成都等城市成为近代变革的中心。上海作为华洋杂处的城市，租界成为特殊的城市空间，因而无论是维新派、立宪派，还是革命党人都充分利用上海等城市租界的特殊性从事各种政治活动，包括建立政党及各类组织，召开会议，组织活动，创办报刊，发表各种言论，新思想、新文化激荡。即使长江上游地处西南深内陆的成都在晚清时期也是留学生和新式知识分子云集之所，成为保路运动的重要发源地，正是四川保路同志会从和平请愿向武装斗争转变，推动了武昌起义的爆发，由此带动了中国南北各省相继爆发反清革命，在中国实行了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和王朝历史也由此终结。民国时期，长江城市在中国政治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京和武汉曾作为首都，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重庆作为陪都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成都作为抗战大后方战略中心城市，同样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以来长江城市的崛起有力地推动了政治民主化进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作为新兴社会阶层，在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等城市得以壮大，他们的政治参与需求日益提高。如晚清民国时期随着民族资产阶级兴起，他们要求维新变法，实行宪政，促使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机制发生变化，清末新政时期引入资政院和咨议局等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并加以实践。

民国时期，中国政治变革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内外环境、历史传统、文化观念、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精英们的选择等。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新兴的资产阶级尝试建立选举产生的国会。随着代议制的确立，政党政治取得合法性，多个政党相继成立，如国民党、自由党、统一党、进步党等，它们通过参与选举、组织政府、推动立法等方式在政治上竞争或合作。政党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实践，但也存在着权力斗争、政治腐败和效率低下等问题。袁世凯篡权后，国会制度受到严重破坏。袁世凯死后，国会一度恢复，但已无力回天。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割据，国会制度名存实亡。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民国时期资产阶级代议制和政党政治并未能够持续稳定地发展。北洋军阀的割据和混战，国民党背叛革命并实行一党专政，都严重影响了民主政治的实践和发展。特别是日本的侵略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稳定和政治生态，使民国时期的民主试验未能取得成功。

上海作为无产阶级的集中地，成为红色革命的源头，1921 年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此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发展壮大，在经历了多次挫折失败的考验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最终实现了革命事业的伟大转折，于1949 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三）随着长江城市的开放，城市文化出现转型和发展，也使中西文化在城市中得以融合，促进了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促使新文化运动兴起。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等长江城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策源地，新文化运动打开了思想解放的大门，民主与科学成为两面大旗，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文化发展。这一时期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不仅限于学术领域，还涉及政治、社会等多个层面。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同时也为西方现代思想的引入创造了条件。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近现代文明在长江城市进行了大碰撞，而这种文化大碰撞不仅促进了中国思想的现代化，还激发了中国知识界对国家未来和文化变迁的深入思考。各种思想流派和学说在长江城市得到了充分发展，上海等长江城市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对民主和科学持积极态度，并对此展开广泛讨论和推广，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思想观念上发生变革，科学与民主、自由与平等、理性与法治、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等现代价值观念得到广泛传播并逐渐被接受。长江城市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文化名人，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徐志摩、胡适、马相伯、徐悲鸿、郁达夫等。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崛起，推动了许多重要的思想流派和学说的兴起与发展，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相关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民国时期重要的学术流派。长江流域城市的思想界和文化界相比北方城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活跃度，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各种学说相互争鸣，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长江流域城市的思想文化变革不仅局限于思想文化领域，还涉及到政治、经济、科学等多个方面，趋新求变成为一时的时代潮流。

长江城市的崛起也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晚清以后，废科举，兴学校，发展新式教育和教育大众化成为时代趋势，长江城市成为新式教育发展的重要载体，除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外，高等教育也得到较大发展，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为主的长江城市兴起了一大批现代教育机构，特别是高等教育机构，引领着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高等学校大约有五分之三都分布在长江沿线城市，如中央大学、复旦公学、同济大学、中国公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金陵大学、湖南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大学等，这些大学培养了大量现代化人才，为中国的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成为传播现代文明的重要基地。

长江城市的崛起也带动了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兴起，如报刊新闻、图书出版、影视、演艺、流行音乐、交际舞、电影戏剧等都首先在上海等长江城市得到发展和普及，这些现代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普及改变了城市居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习惯，促进了现代文明的建设。

（四）长江城市的崛起推动了社会阶层的变化，促进了现代生活方式的形成

随着工业化和商业的发展，长江城市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如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和工人阶级。这些新兴阶级阶层最早出现在长江流域的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新的阶级阶层的兴起与发展逐渐改变了传统以士绅、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的城市社会结构，推动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与此同时，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也出现多元化发展，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变得更加多元化。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如企业、工会、教育机构等出现，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从传统的农耕生活转向更加现代的城市生活。新兴城市提供了更多的教育资源和就业机会，人们的教育水平提高，职业选择也更加多样化。这改变了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职业结构，促进了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在现代长江城市之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特别是随着现代工业、服务业、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女性有了进入学校学习的机会，也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由此促进了男女平等观念的普及。

（五）长江城市的崛起带动了城市化进程

长江城市的经济发展，特别是现代制造业和运输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需要大量的工人，从而吸引了大量农村青年男女进入城市，由此带动了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上海、武汉、南京、重庆等城市人口出现快速增长。“近代中国人口主要分布在四大区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东三省地区。据1940 年代中期的统计，长江流域（包括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和上海）土地面积占全国25.8%，人口占全国41.2%。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珠江流域、东三省地区面积相仿，但人口远远高出其他三个地区，分别是黄河流域的1.48 倍，珠江流域的1.68 倍，东三省的6.15倍。”㊿抗战前夕上海城市人口达到370 多万，一跃成为世界级特大城市。20 世纪30 年代，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共有6 个，分别为上海、北平、广州、天津、南京和武汉，其中，长江流域的城市就有3 座，占全国特大城市的比例高达50%。上海的崛起，不仅推动了长江三角洲的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且对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深刻影响，长江轮船航运业的发展使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成为上海的腹地，为上海的内外贸易提供了丰富的物资来源和广大的销售市场，并由此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中。

（六）长江城市的崛起促进了科技的传播与创新

19 世纪中后期以来，长江城市成为西方科技与中国传统技术融合的试验场，新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在这里得到传播和应用，推动了中国现代科技的进步。其时长江城市的高等学校十分重视科学教育，大量引进西方的科学教育体系，加强数理化等课程设置，培养了相当数量的科技人才，其中不少科技人才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推动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长江流域各重要城市的政府和企业家也较为重视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并鼓励科研技术人员在学习西方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再创新，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城市在纺织、机械、化工等领域相继取得了一些技术突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工业的整体水平，支持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长江流域城市的农业科技人员还注重现代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应用，在引进西方农业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开展农作物育种、病虫害防治，推广农业机械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上海等城市在医学卫生等领域也取得较大进步与突破，医学院进行教育改革，加强医学研究，特别是在细菌学、解剖学、病理学等领域取得较大突破。民国时期长江城市的科技知识分子相继组织了若干科学社团、出版科学杂志，系统地传播科学知识，并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引入社会其他领域，从而对中国人科学素养的培育产生了积极影响。

综上所述，近代长江城市的崛起对中华现代文明建设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等多个层面推动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四、结语

长江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其文化的兴起、发展历程与中华文明的兴起发展历程同步。长江流域广阔的地域，多样的地貌形态，温暖湿润的气候等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多元的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相互交流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长江文化。从史前时期长江下游的上山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系列文化，到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系列文化，再到长江上游营盘山文化、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等系列文化，进而再到秦汉统一中国后长江流域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变迁，长江文化不断演变、更新和发展，这种演变、更新和发展就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包容性、创新性、统一性与和平性的重要体现。长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程深刻反地映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多元一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相继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三步跨越，中华文明也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长江流域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据统计，2023 年中国GDP 前十强城市除北方的北京，珠江流域的广州和深圳外，长江流域城市占了7 个，分别为上海、重庆、苏州、成都、武汉、杭州和南京。由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构建的长江经济带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长江经济带覆盖了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陆江河经济带，对推动陆海经济联动，东、中、西三大区域互动合作及协调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新时代新征程，长江城市群、长江经济带在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必将发挥更大作用，成为支撑中华民族崛起的脊梁。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 宋志平、陈家宽、赵耀：《水稻驯化与长江文明》，《生物多样性》2018 年第4 期。

⑦⑧ 张敏：《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的宏观研究》，《南方文物》2024 年第1 期。

⑨⑩ 刘礼堂、单思伟：《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格局及其演进之路》，《光明日报》2024 年5 月20 日。

⑪ 何介钧：《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 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 年第6 期。

⑫ 刘辉：《两城之际的文化扩张及石家河城的崛起》，《南方文物》2022 年第6 期。

⑬ 高大伦：《论盘龙城遗址的性质与作用》，《江汉考古》1985 年第1 期。

⑭ 刘辉：《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的聚落结构与社会形态》，《江汉考古》2017 年第5 期。

⑮ 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宝墩文明之光初现 “探源工程”成果丰硕》，《人民日报》2022 年6 月12 日 。

⑯ 陈剑：《古蜀之源：茂县营盘山遗址》，《天府新论》2023 年第1 期。

⑰ 陈淑英：《关于良渚文化玉琮的思考与探究》，《文物世界》2010 年第3 期。

⑱ 刘爱君：《论大汶口文化骨牙雕筒与良渚玉琮的原初共性》，《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3 期。

⑲ 萧统：《昭明文选》，民主与建设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21 年版，第33 页。

⑳ 《晋书》卷65《王导传》。

㉑ 叶书宗等主编：《长江文明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160 页。

㉒ 《宋书》卷56《传论》。

㉓ 《太平御览》卷827《丹阳记》。

㉔ 《隋书》卷26《地理志下》。

㉕ 《宋书》卷60《何尚之传》。

㉖ 《宋书》卷54《孔季恭传》。

㉗ 何一民：《文明史视阈下成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再认识》，《中华文化》2024 年第1 期。

㉘㉙㊳ 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230、251、289 页。

㉚ 《全唐文》 卷519，梁肃：《吴县令厅壁记》。

㉛ 《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

㉜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志总编室编：《长江志·历代开发治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年版，第3 页。

㉝ 《宋史》卷178《食货志上》。

㉞ 《宋史》卷453《赵俊传》。

㉟ 《宋史》卷25《高宗纪》。

㊱ 庄绰：《鸡肋编》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㊲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院编：《长江志·治理开发》 （上），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 年版， 第23 页。

㊴㊷ 陈正书：《晚清经济》，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4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23、27 页。

㊵ 《皇朝经世文编》卷44，蔡世远：《与浙江黄抚军请开米禁书》。

㊶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259—261 页。

㊸ 何一民、胡中华：《清代长江水系沿江城市的数量、规模及空间分布》，《史林》2019 年第1 期。

㊹ 何一民：《从“内陆农业经济时代”到“海洋工业经济时代”全球城市发展和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化》，《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7 期。

㊺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年版，第29 页。

㊻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民国十九年至二十二年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图解》，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1934 年版，第19—20 页

㊼ 含上海、天津、青岛、北平、南京、汉口、广州、重庆、西安、福州、汕头、无锡

㊽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 年版，第106 页

㊾ 洪葭管、张继凤：《上海成为旧中国金融中心的若干原因》，《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1985 年第3 期。

㊿ 熊月之、沈祖炜：《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史林》2000 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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