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城市的起源与发展

“江流宛转绕芳甸”是唐诗《春江花月夜》中的名句。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句关于扬州的赞美诗，也可移赠长江流域上串珠成链的城市。如果说万里长江是一条奔腾不息、蜿蜒东去的巨龙，那么长江流域的城市就是一个个美丽芬芳、灿若星辰的伊甸园。正是因为这些美丽富饶的伟大城市，原本只有“大江日夜流”“寂寞沙洲冷”的长江沿线，才展示出了“市语喧如雷”“夜市千灯照碧云”的动人生活画面，涌现出无数主题不同、人物不一但同样感人肺腑、令人荡气回肠的长江故事。在建设长江经济带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新征程上，长江流域的城市依然扮演着开路先锋和传承主体的双重角色。总结长江流域城市起源、发展、兴替的规律，不仅有助于读懂长江文明这部异常厚重的“大书”，也可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的语境和更加深厚的基础。

一、长江的形成和长江流域城市的起源

（一）长江与长江文明的形成

水是地球上最普通、最神奇的东西。西方哲人泰勒斯说：“水生万物，万物复归于水。”［1］中国古代思想家管子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管子·水地篇》）世界上很多伟大的城市正是在同样伟大的江河湖海怀抱中诞生和成长的。如果说长江是长江文明的母亲，那么长江流域城市就是长江文明和文化的骄子。要了解长江的历史和长江流域的文明创造，离不开长江流域城市这个主体；要认识长江城市的本质和规律，同样离不开长江和长江流域这一背景。

要了解长江流域城市的起源，就需要先了解长江的形成过程。在长江城市起源问题上，可以明确地说：先有了长江，才有了长江流域城市。长江的诞生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古老的长江，在地史上可追溯到距今二亿年以前的三叠纪，那时我国大陆中部的地形是东高西低，现在属于长江流域的巫峡和西陵峡以西的地区，是汪洋不见边际的古地中海的一部分。还是一个与印度洋及太平洋相通的广阔的海湾。大约在距今一亿年前中生代的侏罗纪，由于一次强烈的造山运动，形成了横断山脉，秦岭升高，古地中海退出今四川、青海、西藏及贵州、广西的西部，在秦岭、横断山脉、云贵高原之间形成了一个广阔的四川盆地，当时，它与巫峡、西陵峡以东的洞庭盆地，成为自成系统互不沟通的内陆水系。巫山山脉也就成了四川盆地与洞庭盆地之间的分水岭。约在七千万年前的中生代末期发生了一次燕山运动，四川盆地上升，洞庭盆地下降，湖北西部的古长江开始发育，积极向四川盆地溯源伸长，大约距今三、四千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使全流域的地面普遍地间歇上升，上游地区上升最烈，多形成高山、高原与峡谷；中、下游上升的幅度较小，出现丘陵与山地，其间还间歇伴随着下沉而形成了两湖、南襄、鄱阳、苏皖等水原。与此同时，往昔溯源伸向四川盆地的古长江，已沟通四川盆地的水系，由于地形西高东低，于是汇成了‘不尽长江滚滚来’的东流巨川，这便是人类进入历史时期以前，长江形成的过程。”［2］中华民族伟大的长江母亲至此完成了创世纪过程，为长江流域先民的繁育、文明的创造、城市的起源、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

在《诗经·小雅·四月》中，就有了“滔滔江汉，南国之纪”之语。它既是诗歌，也是历史。汉是汉江，江即长江。这是长江见于古代文献的最早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首诗中，长江已经被视为“南国”的地理景观和文化标识，这表明长江与黄河从一开始就有着空间、社会和人文上的分别。同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自孕育出的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共同构成了世界东方的“两河文明”——中华文明——的主体，也在相互竞争、不断融合中成长为中华文明的两大主干体系，并成为其连续发展的深层动力和根本性保障，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要读懂中华文明的历史，感悟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精神，长江和黄河是两部最重要的“大部头”；如果要找一个“简明读本”，则要抓住“一江一河”的城市。

从中国城市史的视角看，“上下5000多年，在中国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沿海和内陆的周边地区产生过国家统一和分裂过程中的60 多座重要都城、几十座重要省城和2000 多座县城”［3］。这些城市主要分布在黄河和长江流域。那么，中国最早的城市是出现在黄河流域，还是出现在长江流域？虽然已有有了许多研究，但这仍是一个目前难以得出定论的问题；因为即使在某个阶段、依据当时的资料可以排出先后，但也随时面临着被各种新的起源理论、评价标准和城市考古发现颠覆的挑战。

总体来看，在远古时代，两大流域均有众多城址出现。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外学界一般认为长江文明的起源晚于黄河流域。国内主要以“黄河中心论”为代表，把黄河视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而长江等区域文明则被视为黄河文明向四周传播的结果［4］。国际上如汤因比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而非长江流域［5］；柴尔德把黄河流域看作人类城市革命的重要发生地，但并未提到长江流域［6］。然而，近年来大量的考古发现、特别是21 世纪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的相关研究成果，则揭示出位于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才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起点。因此，长江流域城市的起源不仅不晚于还可能早于黄河流域。考虑到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突破性考古发现，比较客观持平的结论应是：两大流域文明在起源上难分伯仲、互有优势。这是今后深入研究长江文明和长江城市的重要逻辑起点。

从大历史观的视野看，尽管很难断定具体的先后次序，但依据城市作为文明起源这一重要标准，以目前考古学、历史学及文明起源、城市起源研究普遍认可的良渚、陶寺、二里头三大古都遗址为重要节点，已经足以大体勾勒出史前中国城市在“一江一河”流域的演化主线及变迁轨迹：以距今5000年左右的浙江杭州良渚古城为代表，长江流域的城市走在了前列；以距今4300-3900 年的山西临汾陶寺遗址为代表，黄河流域的城市后来居上；以距今3000年左右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黄河流域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引领者”。［7］。在黄河流域逐渐发展为古代先进生产力代表和社会文明化进程核心区域的同时，长江流域却陷入漫长的衰退期。“龙山文化末期，长江流域出现了明显的文化中断现象，良渚文化突然消失了，下游地区几乎变成一片空白，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也中断了，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的考古发现很少，似乎人类活动稀少，处于蛮荒状态。……中原地区仍维持了持续的上升发展。经过动荡与重组后，中原地区在龙山文化的后期发展形成中原王朝，进入国家文明时代。中原地区文明社会的形成，为三代文明以及一个更为持久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趋势奠定了基础。”［8］此后的情况，如史念海先生指出：“由秦汉以迄唐宋，咸阳、长安、洛阳、开封，迭为建都之地。都城所在，人文荟萃，历久不衰。”［9］这是黄河流域城市，特别是发展水平最高的中原城市，在中国古代城市体系一直享有崇高地位的主要原因［10］。此后直到公元六世纪的隋唐时期，长江流域的城市才再度获得长足发展并逐渐超越了黄河流域。由此可知，长江和黄河流域都是中国城市的重要诞生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互有胜负，这可以看作古代中国城市发展演化的基本历程。

（二）长江流域的早期城市

考古学家苏秉琦将史前的中国文明状态描述为“满天星斗”，长江流域则犹如华夏大地上的一条银河；连缀起这条银河的，正是密布其间的史前城市群。

从地理位置分区来看，长江流域早期城市的发展状况可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在长江上游，以四川盆地最为重要，最值得关注的是成都。在古长江形成过程中有一个重要阶段，就是四川盆地水系与洞庭盆地水系的连通。四川盆地作为古长江的重要发祥地，也是长江流域城市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在四川盆地商代城址的考古发现中，以广汉三星堆和成都十二桥最具代表性。其中，三星堆遗址东西长1600～2100米、南北宽约1400米、总面积在2.6平方公里左右；东、西、南三面筑有基宽超40米、顶宽超20米的梯形城垣，城外还掘有壕沟。在成都古城，不仅发掘出总面积超过1500平方米的殷商时期大型木结构建筑群，还发现有大型宫殿木结构建筑庑廊遗迹。李学勤指出：“这两座地处川西平原腹地的古城，一南一北，或已初步形成功能分区的蜀国早期城市体系。三星堆城是中心城市，早期成都城是次级城市。”在长江中游，有湖北天门石家河、石首走马岭及湖南澧县南岳等重要城址，均已具备“早期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集中地的形态和功能”［11］。如距今5900年至3800 年的石家河遗址，由内城、城壕和外郭城构成，面积接近350万平方米，不仅在规模上与良渚古城相当，也被认为是“长江中游地区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史前都邑性聚落遗址”和“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明中心”［12］。在长江下游，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良渚遗址，是当时的长江下游地区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明证。良渚遗址是一座大型礼制建筑，具有成熟的稻作生产、复杂的水利系统、统一的文化信仰和分化的社会阶层，是一个物质和精神相当发达的文明古国。1977年苏秉琦就说过：“古老的杭州，可能就在这里。”［13］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中华5000 年文明史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

由此可见，长江流域的史前城市不是偶然出现的孤立现象，也不是局部闪耀的文明火花，而是具有因江而建、沿江分布、串珠成链的城市群或城市轴带特征，并呈现出满天星斗、交相辉映的文明景观。在此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自然和社会各种因素、力量的冲击和影响，长江流域的城市也迎来了各不相同的命运，如三星堆、石家河遗址很快就湮灭无闻，而成都、杭州的繁荣则一直延续至今。在长江流域城市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中，造成它们或覆亡或繁荣的物质条件、环境原因及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究竟为何，目前还研究不够，这是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和不断深入的重要问题。

二、“家道中衰”与“大唐盛世”：秦汉至隋唐时期的长江流域城市

在史前时代剧烈的兴衰震荡中，以良渚古城的衰落和石家河文明的式微为代表，长江流域的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漫长的衰落时期。此后，经历了三千多年的积累和追赶，到隋唐时代终于再次实现了复兴和繁荣，并成为大唐盛世繁华经济和昌盛文化的物质载体与辉煌代表。

进入文明时代的中国古代城市，在空间布局上逐渐形成了“南弱北强”的鲜明特征。先秦时代的《禹贡》一书记录北方田地的水平是“上”或“中”，而南方荆、扬二州田地的水平却是“下中”和“下下”，即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一。到汉代，司马迁更具体地认识到长安城所在的关中地区在经济上的重要地位，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关中……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实际上，直到南朝以前，我国有影响有地位的城市仍然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尤其是其最发达、开化最早的中原一带。此时在长江流域，尽管上游的成都、中游的江陵和宛城、下游的苏州等也在发展，但与黄河流域的长安、洛阳，甚至邯郸和临淄等仍存在较大差距。不过，依靠长江的丰富滋养和无私馈赠，长江流域的城市也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在长江上游，最值得关注的仍是区域中心成都。人口是衡量城市发展的重要尺度。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元始二年（2 年），成都县辖76256 户，仅次于当时的长安。商业是城市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柱。西晋左思《蜀都赋》形容成都商业之盛“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岁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在长江流域中游，如位居南北通商贸易要冲的襄阳、作为东晋南朝政治经济副中心的江陵（荆州），这一时期都在快速发展壮大。东晋至南北朝时期，与扬州并称的大城市不是成都，而是地处长江中游的荆州，所谓“江左大镇，莫过荆、扬”。此外，还有一些新兴的沿江城市，如夏口城（今武汉汉阳）本是三国时期孙权在黄鹄山上修建的军事堡垒，在刘宋时期成为郢州刺史治所，隋唐时期进一步发展为长江中游的重要城市［14］。在长江流域下游，六朝时期随着以建康为代表的江南城市的崛起，一批重要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如北临大江、南通吴郡、西连建康的京口（今镇江），还有“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隋书·地理志》）的宣州、常州、苏州等，人口都超过了十万户［15］。与之相比，在经历汉末战争等破坏冲击之后，很多原本经济繁荣、人口密集的中原城市则日益衰败。

总体来看，进入文明阶段后，长江上游的成都、中游的江陵和宛城、下游的苏州等就已初具规模。在秦汉以后，这些城市又得到进一步扩展。对比而言，上游长期只有成都一枝独秀，中游则出现江陵、宛城、荆州、襄阳、夏口，下游则出现扬州、苏州、建业等更多的大城市。六朝时期，建业为当时长江流域乃至全国规模最大的都市之一。同时，长江下游的润州、常州、苏州也都十分发达，这是长江上游地区无法相比的。

中古时期长江流域城市的再度兴起，既得力于国家政治格局和经济地理的重大变化，也与长江流域发达的水利交通及其对城市发展的巨大推动密切相关。就前者而言，主要是中原地区频繁陷入战乱，导致了人口、技术和文化的数次南迁。如永嘉南渡时，“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在长江流域，来自中原的人口不仅直接带动了建康、京口、寿春（寿县）、襄阳、江陵等城市的发展，还形成了一些新的区域中心城市，如所谓“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郡有全吴之沃”［16］。就后者而言，长江水运交通的发达成为流域内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如史念海说：“长江流至下游，愈益浩渺广阔，船舶航行更为便捷，沿岸都会也就相应易于繁荣昌盛。”［17］他还认为，在唐代，扬州之所以和长安形成了“一个是政治中心，一个是经济中心”的“双子星”新格局，与扬州实际上成为全国交通道路网中心密不可分［18］。还有一些城市，如“右控巴蜀，左联吴越，南通五岭，北走上都”的江陵，扼扬、广间交通要冲的洪州（南昌），地处汉江与长江交汇处的鄂州等［19］，无不是借助了长江交通水运大通道的区位优势而兴起，又因承担着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物质调度和资源配置的国家职能而不断扩张，进而升级为规模更大、地位更加重要的城市。如果说前者是因黄河流域之祸而得福，那么后者则主要是因长江之便而得利。

在经历了漫长的休止期之后，长江流域的城市发展迎来了黄金时代。在隋唐时期，一幅万里长江城市繁华图初步绘就。唐朝时期最大的两个城市都在长江流域，即所谓“扬一益二”。“隋唐时期的扬州城南临长江，东通大海，大运河纵贯南北，‘控荆衡以沿泛，通夷越之货贿，四会五达，此为咽颐’。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使扬州成为当时漕运、盐运、南北货运及国际贸易的中心”［20］，与周秦两汉时期“居天下之中”的洛阳颇为相似。为了更好地承担漕运、盐运、南北货运及国际贸易等国家中心职能，从隋炀帝开始，扬州持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到唐代，已经形成了包括子城和罗城的“重城”结构，足以容纳一个国家经济中心城市特有的人口、物质和喧哗。益州地处长江上游、四川盆地西部、成都平原腹地，土地肥沃，物产富饶，交通便利，商业发达，与关中平原一样，自古被称为“天府之国”。穿城而过的岷江以及成都平原上密布的河流、湖泊与水渠，或者属于长江干流，或者最终汇入长江。史念海评价曰：“论益州的交通道路，长江应该属于首位。万里长江，益州最居上游，沿江各处皆能达到，就是位于尾间的东吴，也有船舶经常来到成都。”［21］作为中国第一大河流、古代中国的交通大动脉，长江以较低的水运成本，联系起物产丰富、幅员广阔的国土和人口，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要素和资源，这是一般内陆城市无法比拟的，也是地处西部的成都可与扬州相媲美的主要原因。甚至可以说，地处东南的扬州之所以力压成都，是因为它与长江的关系更加密切而已——“扬州当长江和官河也就是邗沟交汇的地方，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处运往长安的漕粮，都必须经过扬州”［22］。不仅南北物资都要通过扬州运往洛阳和长安，就连来自益州和长江中游的物资，也是先顺着长江东下抵达扬州，再沿着通济渠运往中原和关中地区。如果说益州是唐代万里长江的第一城，扬州就是万里长江最大的枢纽城市；它们在唐代城市体系中名列第一、第二，主要是因为长江的存在和长江流域的发展。

除了最有代表性的扬、益二州，唐代长江流域还兴起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的城市。如荆州、鄂州（今武昌）、潭州（今长沙）、岳州（今岳阳）、江州（今九江）、洪州（今南昌）、襄州（今襄阳）等［23］，还有江南地区的镇江、常州、苏州等，共同组成了唐代长江流域繁荣多彩的城市带景观。在长江中游，史念海曾描绘了一幅生动的江城行旅图。首先，“循着长江而下，出了夔门，其下的重要都会就要数到荆州，也就是后来的江陵府（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江陵和成都都曾做过唐朝的陪都，江陵府就是因陪都所在而改称的”［24］。其次，“长江由荆州流至鄂州。……远在孙吴之时，鄂州即以夏口之名著称于世，并为吴国的要寨，直至东晋末年，犹以‘控接湘川，边带汉沔’，居于形要，为人所称道”［25］。再次，“位于鄂州下游的江州（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市），……早在晋时就已有人说过：这里‘陆通五岭，北导长江，远行岷汉，亦一都会’。这样的情景唐时依然没有很多改变”［26］。在长江下游，由扬州向下，是长江流域最有影响力的江南城市群落，它们地处扬子江、大运河、太湖、钱塘江之间，集中体现了长江作为一条交通、商业、城镇、文化消费长廊的特征，并把长江流域城市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如与扬州“隔着长江相对”的润州（镇江），“凡是由扬州前往所能达到的地方，由润州前往同样也是可以达到的”［27］。再往下就是后来被称为人间天堂的苏州。在进入文明阶段之后，苏州就和上游的成都、中游的江陵并称为长江流域“颇具规模的城市”。到了唐代，苏州更有了“东吴繁剧，首冠江淮”的美誉。此时苏州的丝织业已经超过了黄河流域的传统丝织业中心，甚至关陇地区也开始仿效苏州织功［28］。白居易在宝历年间曾任苏州刺史，他在《自到郡斋题二十四韵》中曾这样描写唐朝后期的苏州：“甲郡标天下，环封极海滨。版图十万户，兵籍五千人”；《登阊门闲望》中也云：“阊门四望郁苍苍，始觉州雄土俗强。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弟子守封疆”，生动展现了苏州的丰饶与强盛。

三、“钱塘繁华”与“明清余韵”：宋明时期的长江流域城市

经过隋唐三百多年的开拓和发展，长江流域的城市和文化在宋代进入全面繁荣的新时期。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从中国史的角度看，中华文明在宋代出现了第三次大变局，是中国社会古今之变的转折点和中华民族近现代化的开端，为长江流域城市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机遇。从城市化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在宋代达到了最高峰，由此赋予了长江流域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价值理想，为其不断超越自身的功利需求和实用目的营造了深厚的人文环境。这两种力量的相辅相成，不仅强烈地影响了中国以农为主的传统社会形态，也有力推动了长江流域的城市化进程。自此以后，尽管奔流不息的万里长江在不同时期会促进一些城市的繁荣发展，也会以洪水等方式为过于枝繁叶茂的城市删减冗杂；但这不仅没有影响长江流域在中国城市格局中的绝对领先优势，还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长江城市之间的资源配置和层级关系，为传统中国走向近现代，乃至于融入近现代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唐宋之际”发生了“天崩地裂”的巨变。如钱穆认为：“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29］还有学者把宋代看作是“世界‘近代化’的早春”［30］，即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在全球史上也具有界标意义。以高度发达的工商经济和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为背景，宋代文化的突破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人文和制度，而是渗透到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各个方面。黄仁宇说：“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31］这种巨变并非经济、科技、人口、文化等单一方面的因素所导致，而是可以称之为一场新的“城市革命”，由此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从以农业、农村、农民为中心向以工商业、城镇和市民为中心的全方位、本质性变革。

其次，宋代的长江流域城市既是新的“城市革命”的主体，也是其创造出来的对象和最高代表。在城市发展上，由唐入宋同样出现了重大变化。其直接表象是宋代突破了唐代“坊和市的界限”，其深层变革则体现为“经济型城市化”对“政治型城市化”的超越，意味着一种主要按照政治、军事设立和建设的中国古代城市，从此可以按照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恣意扩张和自由生长。由于摆脱了以往的诸多束缚，古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宋代明显加速，大城市和普通城镇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宋代“大城市的数目较前代有大幅度增加。10万户以上的城市，在唐代有一二十座，而宋代膨胀到四五十座”［32］。如隋唐初期才得名的杭州，到宋代就有了“东南第一州”的美誉。“……南宋时临安城外有很大的市，西湖都包括在内，人烟稠密，工商繁盛，所以马可·波罗在宋亡之后25年来到杭州，还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富丽繁盛的城市。”［33］“长江下游的建康府（今江苏南京）也是重要的商业城市，南宋后期府城人口达几十万。长江中游鄂州（今湖北武汉武昌）城外的南草市，是川、广、荆、襄、淮、浙的贸易中心，居民达十万户。四川的成都府城也达十万户。”［34］在北宋王存主编的《元丰九域志》中，还记录了长江沿线很多发达的市镇，如商贸发达的黄池镇（今安徽芜湖东），其繁华程度超过了当时的州治所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又如上海的前身青龙镇，在宋代就成为了重要的沿海商埠。

最后，宋代长江流域的城市革命，实现了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人类的“城市革命”发生在距今约5000年前，在中国主要以黄河流域城市为代表。如果说在黄河流域出现了中国第一次“城市革命”，那么在宋代长江流域出现的则可称为中国的第二次“城市革命”。这两者之间有一个显著区别，即前者主要源于防卫、商业交换等城市建设的实用目的；后者则充分彰显了文化、价值等城市发展的本质需要。如芒福德说：“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体，……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35］这并非认为此前的中国城市没有文化需要，而是它们缺乏发达的文化作为有力支撑。宋代长江流域城市的繁华，与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的文化繁荣密不可分。关于宋代文化的繁荣，时人史尧弼曾不无得意地说：“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36］陈寅恪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7］关于宋代长江文化的繁荣，李学勤指出：“如果说，北宋黄河文化在某些方面（如绘画、城市建设）仍占有优势，那么到宋室南移以后，长江文化的成就已全面超过黄河文化。”［38］又说：“长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已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强化，南宋时期的长江流域终于迎来了一个文化全面繁荣的时代。”［39］可以说，正是超越了初级形态和原始功能的宋代长江流域城市，与超越了实用理性和功利目的宋代长江流域城市文化，联手打造了中国古代城市的理想样本。

宋代以后，借助城市与文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和良性循环，长江流域的城市再也没有重蹈史前时期良渚文化中断、消失的覆辙，而是以良好的韧性和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在不可避免的历史烽烟和现实劫难中一次次浴火重生，不断创造出新的辉煌。以元代为例，史卫民曾把元朝城市分为大、中、小三类，据此得出当时的大城市有四个，分别是“城方六十里”（方圆为38 公里）的大都、“方圆一百六十公里”的杭州和“方圆三十二公里”的苏州、成都，其中有三个都在长江流域［40］。明清时代，长江沿岸的杭州、苏州、南京、扬州、汉口、芜湖都是知名工商业城市。在刘献廷的《广阳杂记》中，清代苏州被称为仅次于北京的第二大城市。长江流域城市自唐宋以后能够一直繁荣稳定发展的基本原理在于：在长江流域形成的文化与经济共生发展的城市模式，诠释了“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的发展理念，符合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承载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本质要求。

四、结语

从城市史的角度探查古代中国城市兴衰，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规律性认识。就全国范围而言，首先，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直到隋唐以前，中国古代城市大体上是“黄河流域强过长江流域”；其次，自隋唐以后，以至于今日，则变为“长江流域超过黄河流域”。就长江流域内部而言，首先，从良渚文化衰落直到隋唐以前，长江流域城市长期是“上游不如中下游”；其次，自唐宋开始直到今天，长江流域城市再变为“下游超越中上游”。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城市发展史的一条鲜明的主脉。

察古可以知今，知往可以鉴来。无论是史前时代长江文明领先于黄河流域，还是隋唐以来长江文化超过黄河流域，都充分体现了“城市是文明的载体，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这一基本规律。在今天长江经济带版图上，依次分布着成都、重庆、宜昌、长沙、武汉、南昌、安庆、芜湖、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等重要城市，它们不仅在历史上都是长江流域的枢纽城市或重镇，同时也是长江流域文化的资源富集区和传承保护主体。就此而言，追溯长江流域城市起源和历史变迁，探索长江文明兴衰和文化创造的机制机理，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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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少如,沈晓,红译.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93.

[6]傅崇兰,等.中国城市发展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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